哲学（五） (5-2)

因此，布拉西耶提出了现象意识与合理性主体性之间的区别，前者是单一自我模型的虚幻投射，该模型可以从我们神经生理学系统的功能作用的角度进行因果解释，而后者则提供了不可还原的维度，让我们理解概念归属和修正的必要概念：正当化（justification）、资格（entitlement）、信念、承诺、证据等。因此，我们暂时可以说，与齐泽克所暗示的相反，精神分析并不是 “从内部”“去中心化 ”思想的唯一选择，因为塞拉斯的唯名论也描述了任何经验解释或对事实的调查所需的内部条件，即 “从内部”“去中心化 ”思想。 也就是说，塞拉斯强调，对事实提出主张或拥有信念的能力要求我们知道必须使用模态概念，也就是说，为了相信或知道猫在垫子上，我们必须能够区分推论上是猫的东西和不是的东西。因此，事实陈述或客观话语在逻辑上依赖于关于 “什么应该是事实 （what ought-to-be the case）”的模态论述，因此它需要自然的必然性，也需要实用必然性（我们需要知道，相对于其他事物而言，我们对猫的信念承诺了什么，而这一义务应从采取推论、观察报告这些行动的适当性角度来理解）。

虽然结构主义者和唯名论者似乎不约而同地保留了主体性不可还原的维度，无论是理性-程序性的，还是性欲-症状性的，但他们在为主体性的超验性概念保留的角色（如果有的话）上却存在分歧。

布拉西耶与塞拉斯一样，认为他的唯名论不仅与自然主义形而上学相容，而且是自然主义形而上学的条件。尽管他的语义唯名论是内在的，但由此提出的主体性功能概念仍然是超验性的。塞拉斯哲学不是强意义上的超验，即它给出了心灵或语言如何 “深入世界 ”的条件，而是弱意义上的超验，即理性规范为任何客观过程的经验研究提供了超验条件。因此，规范的不可还原性是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表象是概念在推理-阐明的语言经济中的作用，塞拉斯唯名论拒绝把直观重新整合为一种主观构成的表象，这种表象会把相关主义的绳索套在心灵上，使我们无法接触到外部（the great outdoors）。

反过来，齐泽克希望清算认识论知性的中介功能，以及作为主体核心的语言 “合理性”，以更好地维护一种纯粹虚无的主体概念，这种概念少于本体论，也就意味着少于超越论。当然，这是因为齐泽克将超越论的通达问题理解为仍困于前黑格尔阶段，而要克服这一问题，就必须追问真实显现的出现，而不是追问真实与显现的分离。为了避免将主体性还原为客体性，同时又不将主体性形而上学化，齐泽克寻找一种纯粹形式的 “大写的实在主体性 （Real subjectivity）”概念。

拉康的故事是耳熟能详的：主体在能指中 “滑动”，作为一个纯粹的功能性指标，在形式铭刻与大写真实现象无法辨别的地方隐形地运作着。精神分析理论化的 “真实欲望”（Real desire）的母题（matheme）从符号的商业中减去了自身，以其结构的普遍性（即不可还原性和无处不在性）支撑着幻觉和症状的谵妄。而这种不可能将主体的数学铭刻转为任何积极的、质量上具体的、哲学的注册，这种不可能性，理应将任何本体论的包袱从它的伪装中剥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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