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义的理论（七） (4-3)

麻烦的一个主要来源是「信念和含义一同解释话语」的方式。一个在某一场合认为某句话为真的说话者之所以这样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意思、或者说他想要表达的意思，部分原因在于他所具有的信念。如果「诚实的话语的事实」就是我们须处理的全部事物，那么我们无法在不知道含义的情况下推断信念，也无法在不知道信念的情况下推断含义。

戴维森的思路是：陈述那些使得「表达式对于一个主体具有特定含义」的事实的尝试面临着一种两难：如果我们对「是什么使得一个说话者拥有一个有特定内容的信念」有一个独立的解释，我们就可以从那里上升（ascend）到一个对「是什么使得一个句子拥有一个含义」的解释；如果我们对「是什么使得一个句子拥有一个含义」有一个独立的解释，我们就可以从这里上升到一个对「是什么使得一个说话者拥有一个有特定内容的信念」的解释；但实际上这两种独立的解释都不可得，因为有许多信念和含义的指派都是与主体的语言行为一致的。戴维森为这一困境给出的解答是「我们必须用独立的第三种事实来同时定义信念和含义」，而这类新的事实则是：说话者的信念和她言辞的含义是这样一种存在——无论它们到底是什么——其极大化了说话者的信念和话语的真性。

通过将含义和信念与真性联系起来，这种含义的基本理论意味着：任何一个说着一种有意义（meaningful）的语言的人，都不可能对世界的本质产生根本性的误解；此外，这也意味着：在两个说话者或社群之间，也不可能存在某种层面上的根本分歧（因为每个社群的信念必然是大体上正确的）。这是戴维森所接受的一个此类观点的后果（参见 Davidson 1974b）。但是，人们似乎也有理由认为「根本性的分歧和根本性的错误是可能的」，从而任何像戴维森的这样的认为「那不可能」的理论必然是错误的。

对这类理论的另一种担忧是，「要求我们极大化主体的话语的真」似乎不足以确定他们的语言中的表达式的含义。有这样一种看似可信的观点：真性的极大化的方法可能会给出许多不同的对「一个主体的语言」的解释。要体会这种担忧的力量，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在上文 §2.1.5 中对可能世界语义的讨论中提过的情况：一对句子在相同的环境中同时为真，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因此我们有这样一种担忧：戴维森的理论将蕴含一种难以置信的含义的不确定性。

3.2.3 Reference Magnetism

另一种不同的理论来自于对上一节所讨论的那种理论的进一步反对。这一反对基于普特南 Hilary Putnam (1980, 1981) 的模型论论证。这个论证旨在表明：在为我们的语言中的次句级表达式指派指称时，有非常多不同的指派方案能使得我们的这些话语都为真。（关于此论证的运作细节，参见词条 斯科伦悖论 Skolem’s Paradox ，尤其是 3.4 节。） 从而普特南的论证留给我们两个选项：要么我们必须承认关于「我们的任一表达式指称着什么」的事实根本不存在；要么我们必须否认「那是由真性的极大化原则完全确定的」。

大多数哲学家选择第二种。然而，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像宽容原则这样的东西不能成为我们的含义的基础理论的一部分」。

刘易斯 David Lewis (1983, 1984) 给出了这种回应的一个版本，他将其归功于 Merrill (1980) 。自那以后，这个观点一直相当有影响力相当大。他的思路是，对「我们的语言中的表达式的内容」的指派不仅仅是受到了「将我们话语的真性极大化」的约束，而是同时满足了真性的极大化与另一个约束才得以确定下来：我们的用语的指称对象应尽可能地「考虑了其本质、客观的节点（joint ，建议阅读脚注乃至原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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