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5-3)

“如果世界、语言、主体均不存在，那还存在什么？... ...这个答案是彻底地反后结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体的基本姿态是拆解每种实体身份，揭示隐藏在实体身份的坚实一致性后面的符号性多重决断的相互作用，简而言之，把实体身份溶解为非实体性的、差异性的关系网络；征兆概念是它必不可少的对应物，是快感实体的对应物，是实在界内壳的对应物，而符指化互动就是围绕着实在界内核建构起来的。”这里有些晦涩，也就是说，如果采用后结构主义的策略去拆解符号网络，就会发现符号网络所包围的内核就是“征兆”，然而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征兆”之所以为征兆是因为它依赖于整个符号网络，符号网络所包围的内核其实是空无一物的。不带有色眼镜去看，泰坦尼克号沉没就只是泰坦尼克号沉没而已；但一旦了解了泰坦尼克号，你便马上意识到泰坦尼克号沉没似乎在预兆着什么。

四、创伤

“创伤是实在界，是抵抗符号化运动的硬核。但关键在于，它是否占有某个位置，（而）它是否在所谓的现实中‘真正发生过’这并不重要。关键只在于，它创造了一系列的结构性效果，如置换、重复等。实在界是必须在事后建构的实存物。只有在事后重建，我们才能对符号结构的扭曲作出解释。”

“如果我们把实在界界定为尽管自身不存在，但拥有一系列特性并能导致一系列结果的悖论性、虚幻性实存物，那么一切都变得一目了然了：实在界就是原乐，原乐是不存在的，是不可能的，但导致了一系列的创伤性结果。”例如，儿童的性欲是否存在，如果以保守态度看待这一问题，假定儿童总是纯洁的，那么就要严格避免儿童接触性相关的事物；在这里，原乐如同儿童的性欲，它不存在，但我们要符号化原乐，如同为儿童过滤身边与性相关的物件，然而符号化原乐总是不完全的，其中的难以被符号化的东西就是创伤，如同影视亲吻画面总是避免被儿童看到，但电视一转台就可能冒出一对情侣在亲吻。

“实在界是无法被铭刻的，但我们可以铭刻这种铭刻之不可能性，我们可以锁定它所处的位置，即引发了一系列失败的创伤性位置。”在这个位置上，“社会总是不一致之域，社会总是围绕着某个构成性的不可能性结构起来的，总是被某个核心‘对抗’刺穿。”“幻象基本上是一个场景，我们以它填补‘根本不可能性’这一真空；幻象基本上是一个屏障，我们用它遮掩空隙。”创伤意味着意识形态总是不完美的。

“社会总是被对抗性分裂刺穿，而对抗性分裂是无法被整合成符号秩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幻象的关键是建构一个社会愿景，但这样的‘社会愿景’中的社会根本就不存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幻象的关键，是建构一个没有被对抗性分工割裂的社会，在那里，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有机、互补的。”在德国的纳粹主义中，“犹太人：一个外在因素，一个外来之物，将腐化堕落带入了健全的社会架构。简言之，‘犹太人’就是一个恋物，它既否定又体现了‘社会’的结构上的不可能性。”要反驳对犹太人的指控，正确的回应是：“不是‘犹太人真的并非如此’，而是‘排犹观念与犹太人毫不相关’。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形象是缝补我们的意识形态系统的非一致性的一种方式。”

五、崇高客体

崇高客体是“一个被提升到不可能的原质之高度的、实证性的物质客体。”“例如，在国王身上就看到过崇高客体的概念：好像在寻常的躯体之外，国王还拥有一个崇高的、缥缈的、神秘的、使国家人格化的躯体。... ...我们这些臣民，觉得要把国王当国王对待，因为他是真命天子；但实际上，国王之所以是国王，是因为我们像对待国王那样对待他。”国王作为国家的人格化身便是一种崇高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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