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问题 (4-3)

巴迪欧分析的结果很清楚：我们不应该被德勒兹援引纯粹的偶然性作为绝对不可计算、不太可能（improbable）和不可能的点位（locus）所欺骗；因为真正被肯定的是命运的不可避免性。在德勒兹的掷骰子游戏中，作为 “一-全（One-All） ”的自动情动的奇异事件的不可计算的偶发性与作为一个整体、作为纯粹事件（Eventum Tantum）的偶然性的绝对必然性变得无法分辨。此外，在肯定一切时，纯化的自动机必须准备牺牲一切，包括它自己。德勒兹的 “命运之爱”（Amor fati），他的 “事件伦理”（ethics of the Event），嘱咐我们 “不要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感到不值”，所要求的就是如此。德勒兹的自动机按照非人称代词（impersonal pronoun） “一 ”的荣誉运作；它以第四人称单数（fourth person singular）说话、思考和行动，在非人格的个体和前人格的奇异性的无政府领域中运作。‘一 ’通过和 ”一 “死亡的相同方式投掷骰子，以确认事件：非个人的、匿名的，因为正如德勒兹在《意义的逻辑》中所说，”每个事件都像死亡一样”。

因此，巴迪欧以一种典型的姿态表达了他对德勒兹的钦佩但不妥协的批判立场，他将赞美后者的 “令人钦佩的创造性的斯多葛主义”，根据这种斯多葛主义，掷骰子变成了对"‘一切皆恩典’的肯定。因为除了万有（the All）的恩典之外，别无其他“，然后又用一个难以理解的警告对这一赞美作了致命的限定，”除非像我这样排除了存在被思考为万有的可能性的人说，万有即恩典恰恰意味着我们从未得到过任何恩典。但事实并非如此。一种中断、一种补充降临到我们身上，而这种中断、补充是罕见的或开始消失的，这就要求我们持久地忠实于它”。

因此，对于德勒兹的这种将偶然性肯定为单义性的无例外整体的论述，巴迪欧将反对他自己的把掷骰子作为一种决定的激进概念，而赞成将偶然性作为一种非连续性的例外，一种通过减去危险的元本体论补充而构成的本体论中断。然而，在我们继续描绘巴迪欧自己对掷骰子的激进和减法视角之前，我们只想在此刻指出，它如何为巴迪欧在《存在的喧哗》中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向德勒兹提出的两个基本反对意见提供了未加说明的理论支点。首先，由于所有在数字上截然不同的发生事件作为“一-全 ”的自动-情动，都将永恒地重复出现。德勒兹不得不在单义性的祭坛上牺牲新颖性和多元性。巴迪欧问，如果只是一个偶然性为所有的偶然性，如果所有在数字上截然不同的投掷都在潜在地相互笼罩，即在一个对另一个的笼罩又在一个单一的笼罩全部的投掷中，那么德勒兹不就是在单义性的多元性的幌子下重新引入了一元论的总体性吗？巴迪欧的第二个反对意见似乎必然来自第一个反对意见： 因为掷骰子对 “无-君主”（an-archie）、“匿名 ”和 “非个人 ”的肯定，必然要求对主体性本身进行惩罚性的摒弃、 德勒兹对 “一-全 ”的反思，恰恰是以对表征来说不可能或不可容忍的事物的认同作为无条件肯定的前提，从而为统治本体论现状的所有社会政治恶行提供了一种超验的辩护--尽管德勒兹公开宣称的意图与此相反。归根结底，对德勒兹而言，巴迪欧写道："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能是我们所思所行的源泉。一切总是来自远方，更进一步说：一切总是已经存在于'一'的无限和非人的资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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