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们不得不怀疑,这是不是太过于活力论和斯宾诺莎主义了,在许多方面,他都让人想起波格丹诺夫和苏丹·加利耶夫的能量唯物主义,考虑到他对亚里士多德左派的物活论的明确肯定,这似乎显而易见,但他又不认同活力论的单纯连续性,而是主张非连续的连续,他强调“瞬间的黑暗”中所包含的毁灭的威胁,这意味着“无”和“一切”的冒险,这至少表明他的活力论存在着黑暗的成分,在希望中隐藏着很深的绝望,这也是为什么他称自己的希望哲学为“激进乐观主义”,就此而言,布洛赫的有活力的物质也是主体的回溯性的结果,单纯活力的物质仍然缺乏主体性、主观能动性的维度,它就其自身只是空无的匮乏,尚未得到肯定(中介)的差异,但这个回溯性的结果具有实在的原因、生效(Agent)的力量(Potenz),在这种意义上,他有些接近约翰斯顿的先验唯物主义,因为他表明,过程是无主体的,但这不意味着它没有主体性。另一方面,布洛赫的人道主义方向也会引人怀疑,即使他并不是要主张“人的类本质”云云,对他来说,人是一个未识者,一个朝向域外的X,与其说是要让自然完全人化,对人成为透明的,不如说是让人拥抱自身的陌异性,而这种陌异性在资本主义的物化中变得可怖,而不是喜悦,他不同于萨特,自然对他来说并不是惰性的、实心的“存在”,而是被打了洞的,这就是“自然的主体性”,他进一步发挥了“创造性的无”的思想,这样的无就是物质,或“非存在者”,而不只是无化世界的自为存在的主体。然而,他对青年马克思的频繁引用以及成熟马克思的明显缺席使他难以摆脱怀疑,而他的末世论和目的论的终极性的强调则加重了这种怀疑。不得不问:难道所有末世论都注定导向一种人道主义吗,因为预设了一个失落的开端才会有一个终点,就像那被放逐在大地上的异乡人还幻想有一个乌托邦式的“家园”?但作为过程哲学家,他明确知道给定的开端是不存在的,而是只能被回溯性地创造出来,通过位于终点的创世纪,但由此,开端也不是无力的,而是永恒的开端,并始终保持超越论的隐匿,“第一次”本身就是重复的奇异(“只有一次”),这是他从谢林那里学到的:开端是对开端的否定,是绝对的“非”。正因此,目的论的终极性不是一个超越性的王国,一个空洞的彼岸,末世论也是乌托邦,而是一个反弹回自身的开端,使过去的一切再造和变容,它揭示了过去的可变性——这就是终极的希望,它是无所希求的,但它仍然希求着,这就是域外性的不死性。在这种意义上,布洛赫的目的论也是反过来决定了原因的结果,只有在这里才能有真正的原因(Ur-sache),即乌托邦的事情本身,并在抓住“现在”的“瞬间的黑暗”中被明证,因此目的是被创造性地设定下来的,它同时是自由和必然,并表现为非命运的命运,它是一个拟设,一个实验,一个开端和结尾相连的自我实现的因果性——这就是物质,那个首尾相连的古蛇,物质是“世界实验”,物质并非一开始就是有活力的,它的主体性之核心需要人的挖掘,就像败坏自然通过人获得了末世变容,人是大地的弥赛亚,这意味着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核心地位,而不是陷入某种庸俗的、决定论的自然辩证法中,同时又避免了脱离自然的人类学主义,或存在主义的自由抉择,而丧失了无根据中的激进对抗的维度,因为人之于自然只是实验性的偶然,用费尔巴哈的话说,是“物质的呕吐”,否则的话,布洛赫就不得不陷入浪漫主义的幻想,即自然有着趋向自身意识的意志。因此,让我们回到布洛赫的判断理论,一切之所以是有意义的,是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未完成的,意义是“尚未”的判断,是“是”与“不是”同时成立的判断,意义就是希望,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希望。有意义的一切朝向终点运动,并被终点重新创造,这样的终点就是目的(Final),目的论的回路是创造了开端的终点,是真正的永恒开端(永恒轮回),在这里开端与终结汇合在一起,如同吞噬自身的古蛇——这蛇就是物质,物质是虚拟的,它使虚幻的东西具有实在的因果性(客观幻想),就像魔法一样,“我只有相信我是自由的,我才能是自由的”,信仰是唯物主义的,物质恰恰是最“唯心”的,因为物质是精神的,它是精神的发生性“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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