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 (6-6)

布洛赫的哲学，从许多方面看，都像是俄国宗教哲学的颠倒，或者说是没有神的索菲亚学，当别尔嘉耶夫说俄国人的不幸特征是“要么无，要么一切”时，他恐怕不会想到这在布洛赫这里变成了一条律令。当他刻意追求正统性时，他无意识地构成了对苏联哲学的反讽之反讽——这真的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神学，物质在这里真的代替了神，就像狄南的大卫曾经做的那样，物质将成为孕育着将临之神的母腹，而在乌托邦的终末，人将成为神，成为谢林意义上的“神的设定者”，成为神的生产者，神成为人就是人成为神，人成为神就是神成为人，道成肉身将持续到世界末日，直到整个宇宙分有了神圣的光荣，思辨唯物主义变成思辨神学。

布洛赫也许不是一个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不是一个“十月革命的哲学家”（卢卡奇语），但他是一个出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家，他通过反向地肯定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并追踪它们的历史起源，来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当他呼吁马克思主义的暖流以乌托邦的精神继承过去的遗产，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以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的实证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寒流时，他无比接近俄国宇宙主义，他们有着共同的反熵的宇宙论目标。布洛赫对神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异端综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在布洛赫之后，神学家必须在两者之间择其一。他对“物质”概念的考察对于马克思主义也具有重要意义，他第一次不局限于传统的唯物主义者，而是以哲学史的规模，在唯心主义者那里寻找被压抑的物质的痕迹，他肯定亚里士多德左派的活力论的物质，他对晚期谢林进行唯物主义的转化并将之引入马克思主义，他以浪漫主义自然哲学作为自然辩证法的先声，甚至断定恩格斯在奥肯的自然神智学中寻找合理内核，而“浪漫主义自然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就像社会乌托邦与现代共产主义的关系一样”——在物活论泛滥、齐泽克试图将谢林纳入辩证唯物主义、格兰特重新审视浪漫主义自然哲学家的今天，布洛赫意外地走在了前沿，如果有谁想要继续这些思考，那么也就相当于继承了布洛赫的事业。此外，布洛赫还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在今天的内在主义的世界观下重新思考超越的神的问题，它必须能够坚持物质的一切偶然和败坏，并在这种败坏中达到神圣，以至于可以像安若斯（Augusto dos Anjos）一样宣称“腐败是我的福音”，这只能是一种非人的、物的神学，布洛赫在这一点上做得还不够。

最后，对于布洛赫来说，乌托邦究竟是什么呢？尽管用了众多的暗语，但他还是隐晦地提到了这一点：乌托邦，U-topia，它的字面意思是非位置，如果万物都不占据一个预先设定的秩序的点位，都被Das-Anstoss分裂或自我分裂而不在其位，从而是未完成的，那么一切就都朝向乌托邦运动，因为它们不能停留在自己的位置，这样的乌托邦是非实存的吸引点，一个虚拟空间，是永远找不到的，但一切也都在其所不在之处，在这种意义上，它们又已经在乌托邦了。于是，一切都被永恒地放逐和回归，并进行一场永恒的奥德赛——在家就是出走，出走就是在家，即使作为罪人被流放到陌异的大地之上，也可以一次、再一次、永恒地无辜，只有在这种无辜中，才能有“再来一次”，才能有革命的永恒青春。因此，就像恩格斯说的那样，运动就是既在此又不在此，只要承认物质是运动的，那么物质就总已经是乌托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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