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 (6-3)

这就是布洛赫的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它的本体论架构是晚期谢林的，但却经过了E.v.哈特曼的中介，以至于可以说，布洛赫的本体论只是一个乐观主义版本的哈特曼：渴望返回前创世之虚无的、纯粹精神的无意识的悲观主义经过一个辩证的颠倒，变成了憧憬新创世的富有生产性的物质。反动至极的哈特曼做梦也想不到，他那据说代表了容克贵族（意志）与资产阶级（理念）联姻的无意识哲学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得到继承，通过一个曾经与他通信的少年之手。布洛赫的本体论继承了晚期谢林对于“根据”和谓述问题的思考，传统的充分根据律的对称性被破坏了，根据被确定为无根据，使“新奇”能够从中涌现，但也不能像哈特曼那样将之设想为一种一度平静的虚无，随后突然被根据的收缩所撕裂，从而导向神话般的本体论——布洛赫嘲笑这是摩尼教式的二元论，相反，他选择了亚里士多德左派的进路，无根据从一开始就是匮乏的，但只要它不想陷入一种泛逻辑主义，而是坚持发生性的、事件性的思考，那么匮乏就必须是生产性的，这种生产性匮乏就是“尚未”，犹如孕育一切形式的物质的母腹，焦灼地渴望着光明，并在这种渴望中收缩了自己，凝聚到最深的夜的核心，在这核心，有一种内在的光，光明不是从外部被给予黑暗的形式，而是作为否定性的黑暗的微分，而物质将成为神的生产者，在其否定性的躁动中，成为绝对地反映自身又不被反映的镜子的物质性或物质的镜子（他最出色的学生霍尔茨在梳理“反映”问题时，表明了否定神学是如何成为唯物主义的），正如无中介的“瞬间的黑暗”被事后地揭示为中介活动本身的物质性，正因此，物质对于意识的反映活动是发生性的，同时又不是反映活动之外的东西，物质既是可知的、内在的，又是超越的、历史的，它只能理论-实践地把握，每一种理论都存在于实践的前瞻运动中，每一种实践都存在于理论的回溯运动中，唯有如此通过这种双向超越，主体-客体的辩证法才能既是直接的，又是中介的，于是“那个”的“什么”就不是作为给定的，而是作为创造性的综合或客观幻想被生产出来的，这就是布洛赫的谓述-判断理论，判断的系词是“尚未”，因此“是”被把握为一种潜能，一种张力和强度，是异质的综合，这意味着一切判断都是不完全的，是朝向未来的。在这一点上，谓述就是“属于”或“生产”，是根源性想象力的运作，作为海德格尔式的原始生起。就此而言，他特别接近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三木清的思路，后者也与布洛赫一样，将全部思考建立在Pathos-Logos（对于布洛赫是强度-逻辑）的图式上，并且也将根源性想象力作为核心，这想象力同时是否定和肯定，同时是无和一切，他们也都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在于他克服了黑格尔的回忆论的、静观的态度，而是实践地把“现在”作为未完成的、问题式的、朝向未来的东西，即实践中介的物质性，但他只是在后期才转向“自然”问题，并想要建立一种技术哲学，但还没来得及展开就不幸死在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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