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 (6-2)

布洛赫的哲学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哲学，甚至是过程神学——当然，把过程哲学的思辨引入辩证唯物主义，这本身就是一个创举，也许是他最大的功绩，他热情地拥抱自然辩证法，反对所有形式的社会学主义，他想要建立一种唯物主义本体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甚至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发生学，并一度热衷于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寻章摘句，努力和苏俄的教科书式的物质形而上学贴近，以证明自己的正统性，尽管他的自然辩证法与之完全是两回事（在他这里，自然之所以是辩证的，恰恰在于它不够辩证，即它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泛逻辑的自然，这一点将在下文述明）。在这方面，他对恩格斯的忠诚可能多于对马克思的，毕竟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着迷于《反杜林论》中的过程性物质，但人们不得不怀疑他该如何避免过程哲学中固有的泛经验主义倾向，而这自列宁之后已经为正统马克思主义所不容。事实上，他的希望哲学不得不依赖于对希望的现象学分析，通过与胡塞尔、舍勒和西美尔的接触，他发展了一种可以被称为“预期意识现象学”的东西，但很难看出这与海德格尔式的投射有什么不同（尽管布洛赫把这一思路追溯到莱布尼茨那里），希望、乌托邦的过剩，似乎只是主体的超越性的另一个名字，终末在瞬间的黑暗中预显，就像先行到死的最高强度，波墨式的闪电和震撼，这是乌托邦的明证性，而乌托邦只是被意向的绝对者，是主体与客体的绝对同一，是最切近与最遥远之物，在瞬间的黑暗中，主体凭借自我遭遇进入自身生存的盲点，这个内在的陌异之点或外在的亲密之点，这个我们内部的陌生人（不要忘记一些神秘主义者把“基督”称为陌生人）和未识之神（尼采意义上的“超人”，想一想他年轻时的这首诗作），呼唤着主体向域外敞开，正因此，物质也被他称为“界域”——从一开始，这种海德格尔式的界域就像是无定的物质，它是有限的，又没有固定的界限，它使显现成为可能，本身又不显现，这个不断发酵、躁动和沸腾的物质，以一种内在的差异化搅动着所有现象，使它们在朝向欧米茄点的运动中，成为乌托邦的密码和象征，凭借这种物质性的界域，布洛赫也开发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学。这种自我遭遇的现象学或多或少暗示了后来的米歇尔·安利的物质现象学以及他对Pathos的思考，正如自我遭遇的瞬间的黑暗被布洛赫与谢林式的Das或费希特式的Anstoss联系在一起，作为Das-Anstoss、Das-Antrieb（后来齐泽克对Anstoss与维特根斯坦的视域做了同样的事），这个既非实在，也非虚幻的布特维克式的虚拟阻碍变成了幻想投射其上的屏幕和透视未来的水晶，物质的广延变成了可塑性之梦的延伸，因此域外的陌异性也是主体的物质性内核，而这内核也同样存在于自然中。在布洛赫的乌托邦式的预感中，异化的间离的恐怖变成了永恒差异的冒险的喜悦，变成了对奇迹的惊异，就像在物质的镜子中看见原初之人的形象，“瞧，这个人”！在这一点上，布洛赫不愿意停留在“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层次，他把希望现象学与实用主义、活力论和过程哲学融为一炉，并通过E.v.哈特曼的先验实在论将这种物质的主体性扩展到整个自然，幻想不只是主观的，而是具有客观实在性，它是自然的征象，是异象/愿景（vision）——在这里，他是浪漫主义自然哲学的继承者，但他却不能带着过去的天真，而是像一个旅行家一样，游离在繁杂的材料之间，摸索乌托邦的踪迹，于是，思辨变成了推测，设定变成了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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