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清楚地阐明了一种从经验出发进入形而上学意志的道路,但这样做的机制——更好的知识 [beβre Erkenntniβ]——仍然没有界定。叔本华在其发表的著作中基本上放弃了“更好的知识”一词,而使用其他词汇来探讨认识论的获得问题。但这与理智直观有何区别,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叔本华不必在这个问题上焦虑:事实上,他确实有一种独特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不会让他受到他对谢林使用理智直观的同样的批评。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这个理智直观的概念。
三、实质性的批判:理智直观
叔本华对谢林的形而上学思辨和他所喜爱的工具——理智直观,有现成的词汇来批判。我们已经看了叔本华对谢林的形而上学的正当的哲学关注,但我们还没有看到他对理智直观的批判存在哲学上的动机。但是,如果我们要看一看他自己的认识论获得形而上学真理的方法如何避免理智直观的问题,我们现在正需要这样做。
叔本华在BM中对康德的批判在这方面是有帮助的。这种批判与WWR1的长篇附录中的批判不同。在那里,他把重点放在理论问题上,包括前面简要讨论的批评康德把原因概念非法地投射到自在之物上的问题(SW2,515-17[WWR1,462-64])。相比之下,叔本华在这里对实践问题感兴趣,他以理智直观概念的简要谱系来引入他的讨论。
叔本华解释说,唯心主义传统赋予理智直观的价值来自康德的绝对律令,特别是来自声名狼藉的“理性的事实[Faktum der Vernunft]”。[10]在BM的第6节中叔本华对康德伦理学提出的广义批判中,他首先明确指出,不应该把康德(如 “理性的事实”显然所暗示的那样)理解为论证道德具有某种经验基础。首先,叔本华把攻击的锋芒恰恰集中在道德的完全先验论述的不合理性上,因为这种先验论述必须建立在“先验的纯粹概念”,即“尚无内容的概念”之上,换言之,“仅仅是没有核心的外壳”(SW4,130[BM,134])。(值得注意的是,叔本华正是针对谢林重复了这种关于空洞的指责)。起初,叔本华对康德的批判似乎和他对谢林的抨击一样,都是修辞性的:他接着想知道,“两个完全抽象的、完全没有实质内容的概念......[怎么能] 使人们承受住欲望的压力[Drang]、激情的风暴、利己主义的庞大构造”。“现在,这是我们乐意看到的”(SW4,130[BM,134])他又讽刺地补充道。
但是,康德观点的一个必然结果却提示了一个更重要的区别:如果道德的基础真的必须是先天的,那么它必须是理性的原则。而如果理性本身是纯粹的(即不掺杂任何经验成分),那么它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人的理性,而要扩展到所有的理性存在者,甚至扩展到一个除了理性之外什么都不是的存在者:“那么,这种纯粹的理性,就不是被当作人类的一种认知能力——这才是真正的它,而是被实体化为一个凭借自身而存在的东西”(SW4,131[BM,134])。在这里,叔本华提供了一个前尼采式的诊断[11]:康德是在默默地呼唤神学(“亲爱的小天使”),并假定 “人的内在的、永恒的本质由理性构成”(SW4,132[BM,135])。当然,这与叔本华的观点恰恰相反:人的内在本质是意志,理性决定性地从属于意志(如SW3,233-36[WWR2,219-22])。不过,在这里,有两件事很重要:(1)叔本华的观点不是对意志的影响,而是对他的理性概念的影响;(2)康德(或者说是康德的追随者)对理性的错误“实体化”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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