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飞镖虽然有毒,我们却可以推测,它们强烈的情感是另一种形式的影响的焦虑的结果。叔本华不仅担心他的哲学并不像他明确希望的那样具有原创性——他常常以讲述历史故事为荣,将自己插入哲学大师的谱系中,而忽略了他的同时代人——但他也可能担心他在做的正是他批评谢林所做的事情,这是弗洛伊德式的投射的一个典型案例。具体来说,他可能担心,他对谢林利用理智直观作为进行形而上学的手段的攻击也可能适用于他自己的形而上学:毕竟,两者似乎都在寻求超越经验而达到自在之物。要看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跳出叔本华对谢林的侮辱,更仔细地看一看叔本华对谢林的控诉的实质内容:第一,他对谢林形而上学的批判,第二,他对谢林的认识论的批判。
二、实质性的批判:形而上学
叔本华对谢林的哲学有许多实质性的批评,但大多数批评都集中在这样的观念上,即谢林越过了康德建立的认识论界限,非法地将表象形式应用于充分根据律管辖范围之外的领域,特别是应用于自在之物。叔本华在对谢林哲学的旁注中,记录了对谢林1800年的《先验唯心论体系》的解读的这种反应。
在康德出现之后,人类心智最疯狂的过激行为之一,就是它有可能根据空间和对其他经验有效的法则来推定证明,那据说是一切意识的超感性基础。对它来说,经验是首先可能的。 (MR2, 384 -85)
与此类似,叔本华对(1809年)《自由论》一书这样写道:
一切都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人的现象性的时间表象的基础上,有某种东西在时间之外,也在现象的所有条件之外。如果我们试图把这些条件应用于那个东西本来正确的概念,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畸形。 (MR2,353)
在叔本华看来,这种说法最虚假的一面是那种绕过知性的分离的理智能力,即理智直观的能力。叔本华把理智直观看成是一种廉价把戏,是代表理由的秘密证据,是一种无法验证、无法训练的特殊感觉。“这就是费希特和谢林躲避一切论证的壁垒;他们断言,他们看到了除了他们和他们的团伙之外没有人看到的东西”(MR2,381)。我们稍后将更详细地论述理智直观的问题,但叔本华反对理智直观的伟大证据是,他从这种对形而上学真理的直观把握的结果中发现了一种仅仅是现象知识结构的再现,甚至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发现了更糟糕的东西:“他们对超验自我的行动方式的观察[取自理智直观]是错误的,这从他们把这种行动方式描述为按照经验自我的规律发生就可以看出”(MR2,381)。
据此,谢林对形而上学现实的所谓描述,只是对经验现实的炒冷饭式的复制。与他自己的方法(我们很快就会谈到这一点)相反,叔本华指责谢林 “秘密地把形而上学事先从经验科学中抽象出来,然后......先天地找到它后天学到的东西”。(SW4,2[WN,323])。[9]叔本华将这种同样的批评形式应用于谢林的伦理学证明,叔本华认为,谢林的伦理学证明暴露了他对超验领域与经验领域之间的关系的误解。虽然承认人的本质独立于时间性,但谢林还是将变化归结于人的本质:他“讲到惩罚是灵魂行为的结果,讲到灵魂的未来状态等等。简言之,他把整个世界呈现为一个符合有限法则的事件,一个从上帝的行动中流射出来并具有最终目的的事件”(MR2,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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