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三） (5-3)

然而，随着迈蒙对解释引起道德行动的动机的可能性愈发怀疑，追求知识的快乐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就退去了。也许迈蒙晚期立场最清晰的表述是在1800年的晚期著作《道德怀疑论》中，对道德独断论和怀疑论的区别进行了简述。如在理论领域，迈蒙着重讨论了将普遍规则合法地应用于特殊情况的问题（“基础工作”中的康德很清楚这个问题）。正如我们可以怀疑因果关系的范畴是否合法地应用于特定的直观一样，道德法则与特定行为之间的联系也会受到怀疑。迈蒙声称，虽然道德法则提出了我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但没有办法确定事实上我是否只是按照道德法则行事，或者是否有其他的动机已经插入到行动中。康德当然同意这一点，但迈蒙试图从中得出比康德更加怀疑论的结论。在迈蒙看来，人们无法确定一个行动是否仅仅是符合道德法则，“因而具有纯粹的合法性”，或者它是否事实上是出于义务本身的动机，并依此要求道德。迈蒙认为，这种不确定性的产生，是因为行动的道德性并不是立即出现在认识中的。相反，只有在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的动机，认为其不足以解释该行动之后，人们才能将道德特征归结为一个人或行动——但是，迈蒙指出，这种策略需要 “无限的认识能力”才能完成这一任务。鉴于动机的不确定性，迈蒙认为，道德法则最多只能被看作是一种“只提供调节性运用（合法性）的理念”。(GW VII 547 | MS 285)因此，虽然道德法则呈现出一种普遍的命令，但它不能被证明是人类行动的基础，因为——套用迈蒙理论哲学中的一个术语——道德法则与特定行动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关系。对迈蒙来说，道德法则与康德理论领域的范畴一样，是作为“空中楼阁”而存在的，无法达到具体行动的坚实基础。

7. 迈蒙对德国唯心主义形成的影响

康德对迈蒙的高度评价，对于德国启蒙运动和唯心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是如此。当然，门德尔松最初就认识到了迈蒙粗犷外表下的天才，莱因霍尔德也很重视迈蒙，不过在迈蒙未经莱因霍尔德允许就出版了他们日益尖锐的书信集之后，他们的关系就变质了。从更积极的角度看，费希特写道，他对迈蒙的才华的钦佩 “是无限的”，他继续说，“迈蒙完全颠覆了大家到现在为止所理解的整个康德哲学”。(Gesamtausgabe III，2：275)

虽然迈蒙的实在论体系在1790年代引起了德国哲学界的兴趣，但他最大的影响是作为一个怀疑论者，特别是作为对康德批判哲学中的“认知二元论”的批评者。费希特最直接地感受到了迈蒙反对康德的力量，他在《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中对迈蒙向康德的怀疑论挑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在费希特看来，迈蒙指出了康德体系的致命缺陷，但却未能超越对知识前景的怀疑。这体现在费希特的主张中，即迈蒙的立场“将为一种怀疑主义奠定基础，这种怀疑主义教导我们怀疑自己的存在”。（GA I，2:369）费希特试图通过发展一种更彻底的唯心主义的经验界定来补救这种情况，这种论述将 “设定”的概念置于体系的中心。费希特声称，只有这样做，才能同时避免康德的二元论和迈蒙的怀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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