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已经把我们带到了我所说的第二运动,即结构主义内在的后结构主义,没有后结构主义,事实上就没有结构主义,也就没有构成主体性或派生主体性效果的结构。因为当我们说主体不可能在没有分裂的情况下被构成,尤其是不可能在没有被其痕迹的符号、表述形式或变异与自身分离的情况下被构成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呢?它不是另一个主体,不是主体本身的替补,也不是构成的客观性或现象性意义上的客体,尽管它在某种意义上既多又少。以上,我借用了德里达的术语来谈论增补或延异。其他术语也同样可行,而且无论是在术语、风格还是方法上,都不存在要求一致的问题。如果说 "结构主义 "相互之间从根本上是异端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 "后结构主义 "呢?"后结构主义 "包括各种话语和文本,其中一些作者从未出现在结构主义者中间,而我们却对它们感兴趣,因为我们相信它们之间的对抗会对结构产生追溯性的影响。
最后,我想先说一句:如果我们可以把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描述为一个主题的话,我认为那就是对规范和规范性的批判,这不是为了客观性和事实性的利益,而是为了价值的嬗变,而价值的嬗变首先取决于对它们被异化为本质、概念或事实的方式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后结构主义都是深刻的尼采主义。我确实认为,这是每一种对作为 "决定论 "的结构的批判,以及对 "关系本体论 "意义上的实体识别的批判的共同要素——作为同质或自存的 "系统",并在此意义上作为非矛盾的实现形象。这也是福柯所说的 "权力 "或 "权力-知识"的视野。我们再次面对的是一种政治学,或者说是一种形而上学。不过,话虽如此,我们也处于完全离散的状态。
让我们再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例。这次是一篇小文章,但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当代人类学的整个潮流相通:《遥远的目光》第十二章 "世界主义与精神分裂症"。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思想问题,但它不再是从对立结构的角度来探讨的。相反,这是一种将内容组织成 "思想体系 "的两种模式之间的差异结构:神话和谵妄。列维-斯特劳斯不相信民族精神病学的极端相对主义变体,他告诉我们,这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差异,但他也告诉我们,这种差异并不具有其本质。正常与病态之间的差异在不同的文化中会有很大的不同,在这方面,它们注定会相互误解,或者至少是不确定。在其他地方,我们也对男性和女性进行了同样的论证。一般来说,有争议的是我所说的人类学差异,它们始终是或至少可以成为臣服的契机,但令人不安的是,如果它们的存在与我们对人类的表述密不可分(没有对人类的表述就没有人类——"人类就是它的表述"),那么它们差异的地点或点仍然是无法表述的(除了在拜物教的表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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