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自由——萨特（一） (5-2)

笛卡尔在“我思”是指我在思维，我在怀疑，也就是说，是指人的理性。有的存在主义者（如克尔凯戈尔）也正是据此反对“我思故我在”的。他们认为“我思越多，我在越少”，因而不是“我思故我在”，而应是“我在故我思”，从而以一种主观意志和情感体验的“我在”来对抗具有理性、思维意义的“我思”。而萨特并不把“我思”与“我在”两个概念对立起来。在他那里，“我思”首先被解释为一种“纯粹意识”，继而在分析这一意识结构时，萨特又把它处理为一个否定和虚无，一种神秘的情绪体验和选择决定能力。这样，“我思”实际上就等于其他存在主义者的“我在”。他再以这种作为主观意识的“我在”对立于作为客观概念的“本质”。他说：存在主义者“共同的地方是，都认为存在先于本质，或者说，必须以主观性为出发点。” 显然，这里的“存在”即等于“主观性”，等于存在主义化了的“我思”。

萨特用“反省前的我思”置换了笛卡尔的“我思”，其理由是，他认为向我们证明“我存在”的意识实际并不是我的思维，而是一种“反省前的我思”（pre-reflective cogito），即不是“我怀疑、我思维，所以我存在”，而是“意识到我怀疑，所以我存在”。这种对意识的意识，或者说更深一个层次的意识就被萨特用来作为他哲学的起点。他把“我思”（意识）分为两类：1，“反省前的我思”，或者说非反省的意识。2，“反省的我思”，包括以世界为对象和以自我为对象的意识。而在萨特看来，前一种意识（“反省前的我思”）比较起后一种意识（“反省的我思”）来说，处于更优先、更根本的地位，哲学必须从这种意识出发才站得住脚。这种“反省前的我思”实际上相当于胡塞尔的“纯粹意识”，即一种剔除了客观的认识内容和主观的认识主体的意识，一种所谓“净化了的意识”，胡塞尔曾把这种先验的“纯粹意识”作为知识的基本现象。

其次，在“我思”直接证明了什么的问题上，萨特与笛卡尔也有明显的差别。

笛卡尔认为，当我怀疑一切，想着一切东西都可能是假的的时候，这个在想这件事的“我”必须是某种东西，所以，“我思维”就直接证明了“我存在”。萨特则首先在“反省前的我思”的平面上讨论这个问题。这样，他认为，“反省前的我思”直接证明和意识着外部事物的存在。他遵循胡塞尔的“意识的意向性”原则，认为凡意识都是对某物的意识，直接指向某个事物，这样，一谈到意识的存在（这是自然的，毫无疑义的），同时也就蕴涵着外部事物的存在了。这一点很重要，萨特总是联系境遇谈自由，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谈人的现实，其源盖出于此。

再次，萨特认为，当我们在“反省的我思”的平面上发现自己的时候，同时也发现了他人，亦即“我思”不仅直接证明了“我的存在”，也直接证明了“他人的存在”，直接向我揭示了他人的“具体的、无可怀疑的存在。”萨特说：“和笛卡尔与康德的哲学相反，我们在‘我思’中是面对他人发现我们的自我。他人，和我们自己的自我一样，对于我们是同样的真实，因此，当人们在‘我思’中觉察自己的时候，也看到所有其他的人，并看到他人乃是自己存在的条件。” 他人，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人与他人的关系是一个始终困惑萨特的问题，以至于他把人就定义为一个“自为和为他人的存在“，在《存在与虚无》中用了许多篇幅讨论这个问题。他人问题反映了现代社会人被异化的处境，他人实质是社会的代名辞。但萨特当时并没有从社会，尤其是历史的角度去考察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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