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自由——萨特（一） (5-1)

作者何怀宏，节选自《生命与自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4

我们如果以萨特的主要哲学著作为标志，可以方便地把萨特哲学思想的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以1943年出版的《存在与虚无》为标志，包括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萨特在海德格尔、胡塞尔的影响下，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时期。第二个时期以1960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为标志，包括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一时期则是萨特向马克思主义接近，试图以存在主义来补充、融合马克思主义的时期。这种尝试似乎不太成功，萨特哲学中最具个人特色，最有影响的部分，看来还是他在第一时期建立的哲学理论。人们常常用“自由哲学”来称谓这一理论。这一理论在《存在与虚无》中有一个颇为完整的阐述。如果再往上追溯，则在萨特三十年代写的以现象学方法研究意识的心理学著作中就已见其端倪。另外，其主要观点也见于他的讲演、评论、小说、戏剧（特别是“境遇剧”），萨特当时及后来的社会、政治活动亦可作为这一理论的注脚。

《存在与虚无》的副标题是《现象学的本体论》，萨特对“本体论”有自己的解释，他拿“本体论”与“形而上学”做比较，认为本体论主要是描述性的，只回答“什么”“怎样”的问题，形而上学才探根溯源，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形而上学比之于本体论，犹如历史比之于社会学”。那么，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试图建立的“现象学本体论”，究竟是怎样一种本体论呢？这一本体论的起点是什么？渊源于何人？其基本内容又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确定它的性质和地位？这些，就是我们想要在此探讨的问题。由于萨特哲学著作的风格晦涩，文字艰深，他又自造了一些概念，对某些传统概念也赋予了他自己的意义，所以，我们的叙述可能有不确，分析可能有失当之处，但是，我们所做的只是一个尝试——许多可能有的尝试中的一种。

1．萨特的出发点——cogito

萨特说，“我思”（cogito）是他的哲学乃至整个存在主义的出发点。“我思”来自笛卡尔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这个概念被后来的哲学家们广泛应用，而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意义也就越来越纷繁了。萨特所说的“我思”与笛卡尔所说的“我思”自然也有相当的差别，在这种差别中我们可以见到胡塞尔现象学对萨特的影响。但是，萨特也不完全同意胡塞尔，尤其是晚年的胡塞尔。我们分析萨特在“我思“这个出发点上与笛卡尔、胡塞尔的异同是重要的，因为这些异同预示着萨特哲学发展的方向。

笛卡尔常常被认为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造人”、 奠基者。确实，在他的时代，他能直截了当地撇开一切神学的教条，而从通俗的思想本身开始，从“我思故我在”这样一个十分简单明白的命题出发，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不能不使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

笛卡尔的影响源远流长，萨特早年在高等师范学习哲学时对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就是熟悉和推崇的。为什么要从“我思”出发？我们知道，笛卡尔是把清晰明白作为真理标准的，而在他看来，最清晰明白的就是我在思维，一切都可以怀疑，而怀疑本身即“我思”却是无可怀疑的，所以，从“我思”出发最明白，最能达到真理。萨特之所以从“我思”出发看来也是出于和笛卡尔同样的理由。他认为，首先，人要超越人的主观性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正是存在主义的根本意义；其次，世间决没有一种真理能离开“我思故我在”，通过“我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绝对真实的自觉意识。因而从“我思”出发，就是从一个十分简单明确、可以为任何人直接掌握的绝对真理出发，只有从这种绝对真理出发，方能达到其它真理。

萨特与笛卡尔在为什么要从“我思”出发这一点上基本是相同的，但进一步看，他们两人就有着明显的不同了。这首先表现在怎样解释“我思”即“我思”的含义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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