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正始玄学:名教本于自然
有无之争,是魏晋玄学的第一大问题。那么名教与自然则是他们哲学的落脚点所在。所谓本体论思想,真正去论证的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自然,来自于老子,指的是自然而然,事物的本来面目,他以排斥人为干预为主要特征。而名教,则是儒家认为,名分。不同的名分有不同的责任和权利,人们要守名分,把合乎礼节的行为,称之为合名教,否则为越名教。
王弼的哲学,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在社会中,就是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故而称之为崇本息末。
崇本,就是任自然,即遵循事物的自身规律而不违背。如果说,被浮华、情欲所迷惑,把真正本性隐藏起来,借助于虚假的纲常名教,就会陷于“末”,而远离其本。
所以,崇本,则要息末,即止息虚伪名教之末。
王弼说:
故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玄章。绝盗在乎去欲,不在严刑。止讼在乎不尚,不在善听。故不攻其為也,使其无心於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於欲也。谋之於未兆,為之於未始,如斯而已矣。
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存诚、去欲、才能让社会真正地息淫、绝盗。只有崇本,才能息末。
但是,他所说的任自然,并不是放荡不羁,而是说仁义礼智,不是外在的虚伪规范,而是真正的自然流露。
同时,他又主张崇本举末。举末和息末从表面上来看,是完全相反的概念。
但是,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互相补充。
因为,发自真情流露的仁义,不是刻意作为而成,而是出乎自然而成。只有崇本,才能使得仁义显现出来。如果仅仅是舍本逐末,失去了真正的自然流露,仅仅在外在上追求仁义、只会走向反面。
因此,崇本举末是互为补充,崇本即任自然,而举末的末,不是虚伪的礼教,而是发自真情的仁义流露。因此两个末字,是由于概念的不同一造成的,实际上两者所指不同。
在名教和自然的关系,就显示出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名教本于自然。
2、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
由于王弼提出崇本息末,这一点被竹林七贤所发挥。
公元前249年以后,正始玄音开始消除,因为此时司马氏政变,王弼、何晏都去世了。政治环境极其凶险,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于是,嵇康、阮籍,由于受到司马氏的迫害,对于名教产生了绝对性的批判态度。他们把正始玄学的崇本息末,向息末的极端化发展。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越名教,就是冲破固有的政治观念、儒家的纲常名教的束缚,不为名利所诱惑。任自然,是顺乎人的自然欲望。
六经以抑引为主, 人性以从欲为欢。
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自然欲望,只有从欲才是合乎自然。相反,儒家思想都是抑制人性,是虚伪的。因此他们批判儒家六经,比如说阮籍把礼法之士,视之为虱子。
任自然发挥到极端,就形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倡导一种精神颓废,行为放荡,纵欲主义。
3、郭象:名教即自然
王弼以崇本举末来调和名教和自然的关系,而郭象以崇有的无因论思想,导向顺性之说。
郭象时期,玄学已经从老子之学,转向了庄子之学。他主张一种玄学心性论,
1、自足其性。他认为事物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与自身同一,与外部无关,他称之为性分,即自性,也就是事物的本质规定性。性分是自然而然,不能被人所左右。因此,对于个人来说,生来如何,便是如何,不能改变。
性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终,思音抱思以至死, 岂有能中易其性者也?
因此,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增损。称之为性各有分。
所以说,既然什么也改变不了,那么只能顺性无为。
其次,达到顺性无为,就会到达无待自由的境界。
2、足性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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