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终结：学术学科应该有目的和 (5-4)

在所有这些含义中，第四种含义尤为突出，主要是在即将来临的气候灾难的背景下，它使前三种终结的含义相形见绌：面对野火、超级风暴和特大干旱，这一切的意义何在？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是个耸人听闻的问题。当下，文学研究、物理学、历史学、人文科学、行动主义、生物学、人工智能，包括环境研究的意义在何处？即使对于环境研究，答案也并非显而易见：正如米安娜·拉森(Myanna Lahsen)在她在我们的书中所表示的那样，尽管人类对气候的影响已经证据确凿，但政府仍未采取必要行动来避免气候灾难。那么，科学家是否应该因自己无法影响政治趋势而放弃（实际上，有些人已经呼吁暂停进一步的研究），还是必须和社会科学家合作，寻求社会和政治上的解决方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三重学科规范在维持末日般的现状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某种意义上，相对于拥有共同目标感，目标具体是什么可能不那么重要。最后，我们想说明一下怀着目标感来开启知识项目有何益处。毕竟，如果我们连自己想去哪里都说不清楚，又怎么能抵达目的地呢？即使我们明确了目标，又是否能真正前往目的地？理想情况下，对目标和结果的清晰认识有助于学者表明自己是如何推进知识发展的，而不是在圈子里打转。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研究发现了关于知识终点的四种解释：目的、终点、终止和启示。但在回答学科终点问题时，我们论文的贡献者又分成了四个组，横跨大学里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部门。第一组采取了统一的方法：作者所研究的领域如何实现统一的理论或解释，该领域距离其目标有多近？第二组认为，知识生产的目的和终点是增加获得知识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是社会正义的关键所在。第三组则讨论了乌托邦式的结果和反乌托邦式的结果，而第四组则将其目标定位于对种族、文化和工作等关键概念的阐明和追求。

这四个组——统一、机会、乌托邦/反乌托邦和概念化——总括了知识工作者在被要求思考其学科目标时的诸多反应，从寻求知识的汇聚点到阐明其研究领域的核心项目。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要求贡献者反思自己在大学组织结构中的位置。正如我们所说，任何个别学者的研究或方法（我们称之为知识项目）都可能和其在同一部门或学科内的同事是不同的。19世纪大学的形成使三个主要学科部门应运而生：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现在，我们提出一个新的四部分结构的思想实验。统一或概念化的部门或划分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要问的是，如果我们不是按照内容——英语、物理、计算机科学等等，而是按照对目标的理解来安排自己的任务，那么为与之相适应，知识生产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与此同时，这些目标必然是相互关联的，单个研究项目可能会同时与多个项目相关联。例如，正如曲洪(Hong Qu)在其投稿中所指出的那样，致力于自主学习人工智能系统或人工通用智能(AGI)的研究者个体和团队需要更深入地了解道德哲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以确保道德担忧和意外后果不是临时或事后解决的，而是可预见的，并作为技术进步的一环。教育工作者、活动家和政策制定者都需要了解更多有关人工智能运作及其功能范围的实用知识。要实现AGI的直接目标，就得追求一个新的、更笼统的目标，一个涵盖学科总和的目标：“一个描绘了为人工智能配置符合普遍人权、国际法、本土习俗、意识形态和社会规范的道德推理的规则和期望的治理框架。”曲洪探索了潜在的反乌托邦式的设想——如果没有实现创造符合道德的AGI的目标，人类可能就会面临技术的终结。因此，当前的学科划分正在触发广泛的社会危机感。

曾经带领我们取得进步的策略，可能不足以引领我们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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