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终结：学术学科应该有目的和 (5-3)

当然，知识生产不只在象牙塔内进行。正是在启蒙运动时期，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等作家呼吁将哲学“从壁橱和图书馆、中学和大学中搬到俱乐部和集会、茶桌上和咖啡馆中”。“改良”社团在这一时期兴起，这些社团最初专注于改进农业和公共基础设施，但很快扩展到更广泛的艺术和科学领域。其中一些组织仍然是缩小大学与公众之间持续差距的重要机构，如英国皇家学会（原为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

但其他学术之外的努力则专注于和大学断绝联系，而非反之。泰尔奖学金(The Thiel Fellowship)由右翼风险投资家彼得·泰尔(Peter Thiel)创立，为获奖者提供两年期十万美元的资助，条件是从大学辍学或直接不读大学，以“创造新事物而不是在教室里浪费光阴”。对很多人来说，学术组织似乎已是垂死的，想持续改进则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而废除一项制度常常以开启新事物为名义。

一旦我们开始寻找知识的目的，我们就会注意到，关于目的和完成度的问题是很多学术项目的核心。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些失败在所难免的知识项目：例如，炼金术、颅相学和占星学现在被公认为人们所遗弃的伪科学（虽然占星术在21世纪文化中重新焕发了生机）。其他学科的消亡也有所报道，尽管可能还为时过早。2008年，克利福德·西斯金(Clifford Siskin)和威廉·华纳(William Warner)就主张是时候“将文化研究写入终结史了”。在一篇题为“分析哲学的终结”(2021年)的博文中，利亚姆·科菲·布莱特(Liam Kofi Bright)认为分析哲学是“衰落中的研究项目”。今年早些时候，彼得·沃特(Peter Woit)在接受艺术与思想研究所采访时，用类似的话描述了弦理论。他称其为“衰落项目”，其实现大一统的目标“一败涂地”。本·施密特(Ben Schmidt)在他的博客中指出，鉴于学术工作岗位数量不断减少，“历史专业有一种终结性衰退的感觉”。所有这些领域虽然生产了很多真知灼见，但是（根据这些作者的说法）它们可能已穷途末路。

我们并非只关注单一领域，而是调查了大学内外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生产者，让其回答同一个问题：你所在学科的终点是什么？虽然我们鼓励他们思考各种终点，但我们没有对终点下定义，我们也认识到有些人会否认“终结”这个前提本身。我们并不期望达成共识，但我们确实找到了一些共性。这种综合方法揭示了理解“终点”的四种关键方式，这些理解分别为：目的(telos)、终点(terminus)、终止(termination)和启示(apocalypse)。

前两个定义与单一学科或个别学者的工作最直接相关：进展中的知识项目是什么，其完成意味着什么？大多数学者更愿意回答前一个问题，即使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他们要么从未考虑过后一个问题，要么就是认为知识生产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因为回答一个问题必然意味着回答新的问题。我们认为，即使如此，且某个特定项目永远无法在个人的一生中完成，但有一个明确的终点还是有意义的。第三个含义——终止——指的是许多学科面临的制度压力：研究中心及院系甚至整个学校的倒闭、政治压力和公众敌意。

如果我们连自己想去哪里都说不清楚，又怎么能抵达目的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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