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启蒙运动,我们发现,自学科划分诞生以来,人们一直忧虑重重。1728年,《百科全书》(Cyclopædia)的编辑以法莲·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想知道“去除所有壁垒和隔阂,将整个知识体系重新置于统一的学科名称下,是否更能适应人们普遍的学习兴趣”。至上世纪末,知识的重新划分已在《大英百科全书》的原型学科“论文与体系”中正式确定。1818年,伦敦林奈学会和伦敦地质学会等专家学会的兴起,促使著名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写道:“我清晰地看到,所有这些新兴学会终将瓦解皇家学会。”学科化被视为某些类型的知识虽然终结,但其目标却没有实现的表现。
19世纪中叶建立起来并在20世纪强化的学科划分现在在管理上和财务上仍维持着,并辅以相应的措施和课程。这种划分通过建筑学和地理学来具体化,人文学科和STEM部门则安置在校园两端的大楼中。长期以来,这些策略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为启蒙运动中出现的新学科提供了成长的时间和空间。学科化成了检验知识生产效果的重要手段。
然而,曾经带领我们取得进步的策略,可能不足以引领我们走向未来。如果大学的最终目标是(或应该是)知识的进步和普及——在某些领域这是个日益具有争议性的问题——那么,在最大范围内,确定并阐明知识领域之间共同目标,对于处理那些根深蒂固的、经常产生反效果的划分,并使新的知识生产系统和组织得到认可,将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我们能否摆脱竞争和危机的论调(这种论调往往让我们只关注个别学科或专业的兴旺与否),通过围绕问题而非研究对象来重新组织知识生产?如果我们不再无休止地尝试分析和解决某个特定部门的问题,而是将注意力转向划分体系本身,会怎样呢?
我们的作品是一次初步尝试,旨在探究如果围绕新兴目标而不是继承以往的结构来重新定位,会有怎样的学术进步。必须继续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探究知识终点问题,从研究员个体到办公室或系、学科、大学、学术界乃至整个知识生产领域。共同探讨知识工作的目的和终点,让我们看到了各学科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学术投入,同时也指向了一个更宏伟的目标:生产既准确又面向一个更讲道德、更明智、更公平、更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世界的知识。在很多方面,我们目前还只是处于知识终结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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