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终结：学术学科应该有目的和 (5-2)

培根的术语exitus、finis、terminus表明其对目的和结果的关注。在他的哲学中，知识有目的，也有终点（项目完成的时间点）。他认为，新科学将导致“无尽错误的真正终结、终止”，正因为终结是可能的，所以才值得一试：“因为，陷入有始有终的事情，总比陷入无始无终的事情中永远挣扎、努力要好。”培根相信科学家能够实现他们的目的。

我们目前的学科体系是起源于19世纪的研究型大学的产物

然而，第二年，学者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在《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1621年)一书中对知识生产所持有的态度并不那么乐观。虽然“我们的职业是神圣的、最崇高的，值得双重荣誉”，但他们却几乎没什么希望得到物质激励和鼓励，他反问道：“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幸苦？”自然哲学家的（令人羡慕的）确信与人文主义学者的（高度相关的）哀叹并列，表明了探究模式和对象之间的分歧，这仍然是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与人文学科分歧的刻板印象。无论公平与否，我们都将继续把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与具体且可理解的目的联系起来，但对人文知识的探索似乎是永无止境的。

为了回避这种刻板印象，我们要求知识生产者重新审视培根启蒙运动的基本问题：什么是“知识的最终目的”？有些人可能会很快指出，事后看来，过去为终结而做的努力常常显得不切实际或可笑。对于文学学者来说，典型的例子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短篇小说《巴别图书馆》(The Library of Babel)(1941年)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小说《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1871年2月)中的角色爱德华·卡苏朋(Edward Casaubon)。卡苏朋对“所有神话的钥匙”(Key to All Mythologies)的研究实际上是永无止境的。他没来得及完成这项工作就去世了，这让他年轻的妻子多萝西娅(Dorothea)担心他会让她感到内疚，因为她承诺在他死后继续这项工作。正如菲利普·吉彻尔(Philip Kitcher)在他的文章《科学的终结》(The Ends of the Sciences)中所写，科学家有时也认为他们的目的是提供“对宇宙完整真实的描述”，但这种描述是否可能存在，或者说，如果存在，我们能否理解它，仍然是个很大的疑问。渴望全球性的终结通常是不切实际且反乌托邦的。

因此，我们的目标不是为知识的终结问题提供单一或最终的答案，而是开启并维护一个可以提出这一问题的知识空间。各领域的学者或许会对自己的工作即将终止的想法而气愤，因为今天各领域的“辩护”已经司空见惯。我们现在的学科是起源于19世纪的研究型大学的产物，它给我们带来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三重结构。这种培养狭隘但深入学科领域学者的模式，源于启蒙运动200年摆脱中世纪三艺（语法、逻辑和修辞）和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课程划分的转变。研究型大学首先兴起于德国，然后流行于美国，这一模式随之终结。

实际上，这种学术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说明这种结构并非固有的，在过去几十年里，人们对以机构项目和中心为形式的跨学科和美国研究、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等新领域产生了广泛兴趣。然而，对跨学科性的批评指出，这种努力往往是叠加的而不是交互的，也就是说，人们结合了已有的学科方法，而不是重塑它们。目的、统一性和完成度问题一直是主导学术的机构组织所讨论的跨学科性话语的关键（如果经常隐含在其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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