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与文：哲学与心理学、哲学与真理（一） (5-4)

米歇尔·福柯：我会倾向于说这是一种破译；但它也不完全是破译，因为在我看来这种区分是语言学家为了吸纳语言学之前未能包含的东西——也就是阐释学和解释学——而做出的。如果暂且接受破译这个概念，那么我们可以说弗洛伊德本质上是一个破译者；也就是说他意识到那里存在一个信息，但是他不清楚这信息的具体涵义，他不知道这个信息依据哪些具体规则表达了什么意思；这样他就必须在同一个过程中同时发掘该信息的涵义以及它遵循的具体规则；换言之，无意识不仅需要承载该信息表达的意思，还得容纳该信息的密钥。这也是为何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的经验以及精神分析式的话语总是令文学创作深深着迷；在当代文学中，不仅仅是精神分析，还有疯狂以及所有和疯狂相关的现象都很令人为之向往，这是因为，如果说当代社会中疯狂不是一种信息、一种语言以及承载我们期盼的符号的话，那它还能是什么呢？要是没有疯狂的话，那这世界可太可怕了。疯狂总是有所意涵，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其具体含义，也不了解它的表意形式；所以我们需要把疯狂当做一个有其自身密钥的信息，这不仅是弗洛伊德在面对歇斯底里现象问题时所运用的方式，也是当下很多人在试图解决精神病问题时会采取的做法。

毕竟，如果说文学不是一种表里不一、包含言外之意的话语，那它还能是什么呢？如果文学恪守心口一致、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规则的话，那么它就会写成诸如“侯爵夫人五点钟出门了......”这样平铺直叙的形式，我们很清楚这不是现实中的文学手法。我们都知道文学是一种次生语言，这种语言会通过折叠自身隐含其真正含义，它表面上所叙述的并不一定是其要表达的真实意思。我们不一定明白这个语言在潜层中所包含的东西，我们只知道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要搞懂这个小说真正想要说些什么，那我们就必须弄清楚作者是运用哪些形式、依据哪些规则来表达他的意思的，我们必须完成对文本的阐释学和符号学分析。

因此，文学和疯狂之间产生了一种对称结构，我们一方面需要通过阐释分析来做符号学研究，另一方面又需要运用符号分析来开展阐释学研究，这种联系是不可分割的；这么说吧，在1950年以前，精神分析和文学批评曾经被人们很粗暴又很糟糕地理解成一种类似解释学的东西；人们没有看到精神分析和文学批评符号学的一面，忽略了它们对符号结构的分析；而现在人们发现了精神分析和文学批评在符号学上的维度，可又遮蔽了它们在解释学上的运用；实际上正是这种相互包裹、互相缠绕的关系构成疯狂话语和文学话语的关系；这也是为何我们会发现如今不仅人文科学被心理学化了，就连文学批判和文学创造也统统被心理学化了。

阿兰·巴迪欧：那简单来说，如果无意识呈现为一个文本客体(objet-texte)，那么为了遵循您这里物化论的观念，即任何信息都会呈现为一种被特定形式编码后的样子，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能够先验地揭示一切信息真实含义的普遍编码，那心理学就不可能是一门具备普遍性的科学；心理学基于特定的文本进行分析，而这些文本又在根本上拥有其自身独异的编码，所以无论是从研究对象还是从研究方式上来讲，心理学都是一门有关个体的科学。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普遍的阐释学呢？

米歇尔·福柯：就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我们必须在这里区分“普遍”和“绝对”。没有什么绝对的阐释学，因为我们既无法确保我们获得的是最终的文本，也没法确保这个文本不包含任何其他含义；同理，在另一方面，我也很难确定存在一种绝对的语言学。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我们都无法确定我们到达了一种绝对普遍性的程度或者接触到了一个绝对的原初文本。

当然，即便这么说，我还是相信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相对普遍化的结构，比如我们可以在好几个个体身上发现同样的进程，而且这个进程可以在这些个体身上以同样的方式找到，我们没有理由说你从单一个体身上发现的结构完全不可能出现在其他个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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