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与文：哲学与心理学、哲学与真理（三） (5-2)

文化带来各种价值的组合，它是各种价值对抗的历史场所。然而，在我们讨论我思(cogito)中的笛卡尔，一起谈及“我思故我在(Je pense donc je suis)”时，“我在(je suis)”中所隐含的问题就和一种文化的历史无关，它拥有其它维度的含义。

乔治·康吉勒姆：这很可能确实包含了其他的维度。不过当您问道：“我们难道不能把‘我是什么(que suis-je)’的疑问和‘存在’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的问题称为‘真理’吗？”我的回答是：我们不能把一个问题称之为“真理”；我们可能会在一些必要的情况下把一些回答称为“真理”。可是，如果一门哲学把自己当做这种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们就不能用区分真理和谬误的形式来给它和其他门类的哲学排出三六九等。也就是讲，我们既不能断言康德的学说就是真理，也不能钦点尼采的论述就是谬误。我们有荒诞透顶的哲学，也有狭隘不堪的哲学，但没有错误的哲学；同理，我也不知道何谓正确的哲学。

保罗·利科：可如果我们确实关注哲学的话，那是因为各种哲学的问题和答案之间都有着一种内在联系。换言之，哲学通过勾勒其自身真理的限阈来让我们发生兴趣，令我们从中汲取希望，它让我们相信能通过这些存乎人类精神的有限工作来与具备同一性的存在相遇，不然我们就会陷入精神分裂的地步。但同时，我们也无法确证它们是同一的事物。

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期盼自己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把真理等同于从文化历史中诞生的哲学体系。

阿兰·巴迪欧：我想把问题引回到更根本也更实证的一面，你们已经表明科学并没有揭示真理，也没有揭露任何先于科学存在的实在要素；但科学既提出或构成了有关真理的问题，也提出或构成了一系列回答这些问题的程序。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程序找到一些有序的答案。因此，你们无疑会赞同这么一种看法，即科学并非人类发现真理的手段，而是人们在历史上通过有效的基础提出有关真理问题的文化形式；如果你们承认人类是历史上通过科学形式缔造真理的生产者，那么就和其他任何形式的生产一样，这里会产生各种有关生产目的或意图的问题。所以我同意哲学本身并不生产任何真理，它是对历史上这一特定形式生产的目的和意图提出的疑问。

乔治·康吉勒姆：在我看来，我们在之前的讨论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可以轻易答应您的这个请求。我记得我说过科学的可能性问题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比如数学有何存在的意义就不是数学家需要去解答的问题；科学同时构成了一种没有目的论的真理以及一种没有真理的目的论。这种有关真理目的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如何在实践中看待真理的问题恰恰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依我看，整个近现代哲学——尤其是从康德开始的近现代哲学，这些哲学的特点就是它们对真理的认识并不足以解答这个问题。

让·伊波利特：康吉勒姆应该会同意我这个的观点，即科学所操持的语言在技术上更接近于单义语言(langage univoque)，只有科学才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真理。这种语言有着一定形式的规定，它是在各种明确惯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自身就和各种自然语言(langage naturel)相联系。现在，我们从这种自然语言谈起，它无疑是在哲学之前诞生的一种自发的本体论；这点或许在今天已经不再如此，但这没有改变其自然语言的性质。这种自然语言构成了其自身的编码，而且它还参与了对其他语言的编码过程。所以这种语言依然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场所，所有逐渐文化化和专业化的科学所发现的真理的技术问题都会在这里相聚，我们从这里出发，最终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如果让我大胆来讲的话，我会说今天哲学必须走向一种“大众化(vulgarisation)”，这是从这个词最好的一面来说；我的意思是哲学必须去重新翻译那些就现有认识而言逐渐变得无法翻译的事物，因为即便是那些处于科学十字路口的交叉学科也仍然还是一类特殊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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