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伊波利特:另外,您在同巴迪欧的访谈中曾谈到,科学并不一个有关自然、宇宙或者世界的整体对象,这种所谓的整体对象和科学是错位的。如今,科学真理在本质上是文化性质的,这里不再有诸如宇宙论(cosmologique)之类的事物了。巴什拉(Bachelard)[7]对此看的很清楚,他只会在诗歌和想象中运用“宇宙”这个词,他从不会在理性内容中用到这个词。不过,哲学家依然具备一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抽离的整体性。
乔治·康吉勒姆:这正是哲学的定义。
让·伊波利特:这里存乎一种基础,一片属于哲学的领域,尽管我们没法在其中揭示单一或复数的真理;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正是对这一领域的探索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命名这一领域...... 无论是关于对这一领域的探索,还是科学首先从这个领域出发然后又与之脱离、开启独立发展的过程,如果我们要探讨科学和人类存在的多样性,那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一领域。
乔治·康吉勒姆:这确实是哲学自身的使命,它要求哲学去直面某些特殊的语言、特定的准则以及很多从日常经验上来讲相当朴素的东西。哲学不会专门对某个个体进行分析,而是普遍对所有个体展开分析。哲学思想和众多科学的学科思想之间有着十分具体的关系,它们既不抽象也不特殊,我正是在这层含义上指出对真理自身价值的评断方式并不适用于哲学。如果有人要问我“哲学价值”究竟是什么,那么我会讲,准确来说,对于该领域,我找不出除“哲学价值”之外的称呼。
让·伊波利特:很多科学解释并不和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相对应;科学的文化性越强,其宇宙性和整体性就越淡薄,它也就越发需要哲学来将人们凝聚在一起。这样,当科学在某一具体领域变得更加严谨、切实而且技术化时,哲学也会在特定领域变得更加不可或缺。
乔治·康吉勒姆:换言之,当科学和哲学在形式上愈发渐行渐远,哲学在智性上的必要性就会愈加显著。
第二部分(保罗·利科和米歇尔·福柯的讨论)
米歇尔·福柯:在您刚才的讨论中,您说到哲学的目的,或者说哲学为其自身设定的目标是阐明语言并建立一致性(cohérence);同时,您还谈到了语言的基础多义性(polysémisme)——这里是否就存在一种对立呢?这种对立可以和我们从伊波利特和康吉勒姆所说的内容中所察觉到的对立相呼应,伊波利特认为哲学中不存在谬误,而康吉勒姆则说只存在科学的真理。我们能否说科学站在一致性一边,而哲学站在多义性一边?
保罗·利科: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在哲学工作中引入并坚持的对立。这里的一致性不是一种目标,而是一种必要手段;一致性是哲学需要遵循的进路,它将哲学明确和诗歌或者文学区分开来。然而这种一致性也永远只能是哲学一种形式上的理想,因为哲学被视为一个封闭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语言的丰富性和作为交流法则的一致性产生了冲突;前者有着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风险;而后者,则构成了形式上的一致性使命与通过意义的多重性质恢复哲学回应“什么是(ce qui est)”这个问题的最终目的发生对抗的地方。
米歇尔·福柯:那么,这也就是在说,多义性位于本体论或者历史所投递、传播的文化内容一侧,而一致性则位于话语形式的一侧。
保罗·利科:对!我在前面的讨论中谈到了交流这个概念,这种同自己或他人的交流都属于话语形式这一层面。但我不认为你可以用某种形式来定义哲学。在我看来,哲学让我们回到更加原初的问题,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问题:“什么是(Qu'est-ce qui est)?”
米歇尔·福柯:那么,您能否告诉我,这种多义性是否仅仅只是语言在形式上的一种性质?
保罗·利科:我认为由于哲学语言是哲学家所操持的语言,有其自身的历史进程,所以哲学家只能通过这种语言和过去沿袭下来的意义进行辩论才能让话语自身的意义从中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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