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哲学】一 (5-5)

综上所述，就科学认识论的第四个特征而言，这些作者所发展的认识论引导他们探讨理性的发展问题，而这一问题只能通过对科学发展的考察来把握。由此观点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类型的理性被认为是依赖于历史的或“地理”的条件的。巴什拉阐释道，由于“理性，再次强调，必须服从于科学”，因此必须遵循一种“科学的辩证法”（dialectics of science）：“传统的绝对不变理性的教条仅是一种哲学，而且是一种已然过时的哲学”（Bachelard [1940] 1968: 123）。巴什拉提倡的新理性主义或“超理性主义”（surrationalisme）代表了一种持续的进步。在这一观点上，巴什拉与阿贝尔·雷伊的观点相呼应，雷伊在1907年曾提出一种“实验理性主义”，称其“更为灵活，更侧重心理，更贴近事实，简而言之，更为积极”（Rey 1907: 149）。雷伊就此毫无犹豫地进一步提出了“理性心理史”（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reason）的概念（Rey [1909] 1917: 191）。

当然，关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个过时的论题，它主要限于法国哲学共同体那些古老而庄重的讨论之中。例如，福柯就表示不愿参与这样的辩论，至少不想“扮演那种武断且乏味的理性主义者或非理性主义者角色”（Foucault [1981] 1994b: 135）。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仍然铭记巴什拉和康吉莱姆关于理性历史性的教诲，并承认自己受益于巴什拉的观点，即“理性在构建其分析对象的同时，也在作用于自身”（Foucault [1980] 1994b: 56）。这场辩论的核心在于如何构建“一种呈现为主导地位的理性形式，并赋予其理性的地位，使其成为众多可能的理性形式之一”（Foucault [1983] 1994b: 440）。福柯拒绝接受“对于任何理性批判或对理性历史提出质疑的常常伴随着的敲诈勒索”，他认为编写“理性的偶然历史”（“a contingent history of rationality”）是可能的，就像尝试“对理性的理性批判”一样（Foucault 1994b, 4: 440）。福柯多次引用康德的文本撰写了《何为启蒙？》（What is the Enlightenment?），因为他将其视为首次尝试“质疑理性的历史和地理特征，质疑其最近的过去和运作条件，以及质疑其时刻、地点和现实性”（Foucault 1965: 5）。尽管理性被声称具有普遍性，但它实际上使用了其由历史决定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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