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混沌很可能产生比人类更聪明、更强大、更有效的思想者:但它不会产生任何能够超越绝对的思想者。因此,政治的全部平等主义意义在于:使我们平等的政治,不依赖于我们的才能和条件的,我们的能力在于,无法理解终极原因。正是由于这种共同的“迷惘”,我们才有了更高的尊严。我想补充说的是,既然绝对主义向我们揭示了一切都有偶然性,我们就必须给予那些在我们中间被偶然不具有这种能力的人以同样的尊严,因为他们在出生时有一些偶然的意外,或者在生存过程中有一些疾病或伤害。我们都被同样的普遍能力所贯穿,这种力量就是非理性的思想——而且这种力量即使在我们中的某些人身上没有被激活,但在我们看来,仍然赋予他们十分重要的价值,因为,尽管我们有能力,但我们也可能有潜在的残疾。我们思考绝对,因此,我们都是终极的和孱弱的——因而我们具有价值,值得关怀。
塞尔坎·恰尔西: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与你在混沌和数学的绝对性之间所作的区分有关。你作为非理性原则提出的一系列条件,试图将不可能存在必然性,唯一的必然性就是偶然性结合起来。正如我们在《有限性之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原则的引入带来了将充足理由律的当成主要问题,并试图从超混沌中导出新的可能性。然而,我们看到,你并没有把同样的批评和问题化应用于同一性原则。非理性原则的引入难道不需要对同一性原则提出质疑吗?这一切是否与从混沌绝对性到数学绝对性的过渡有关?
甘丹·梅亚苏:如果我不批判同一性原则,就像我不批判非矛盾律一样,那不是因为我试图实现的数学的绝对化,而是因为我从偶然性的绝对化出发——这正是事实性原则的意义所在。如果这也并非——这个原则——违反了同一性原则——那么一切事物都是必然的,因为它揭示了自己原本是任何东西。一个物如果无法与自身保持同一性,就不能再变化或灭亡,因为它已经是它所不是的东西(它的同一性之外的东西),直到永远:它的不存在与它的存在是一致的。本体论的矛盾——正如黑格尔辩证法所说——是一个必然存在的保证,它无法改变自己,因为它总是且已经是它之外的另一个东西。同一性原则也是如此:如果是这样的东西偏离了这样的东西,那么最关键的东西——将每一个物限定为它所是的东西——就被打破了,一切都已经是其所不是的东西。事实上,形而上学在对同一性和非矛盾律的争论中达到了顶峰——又是黑格尔告诉了我这一点。
我还想说,对同一性原则的批评往往是错误的。当我们在哲学上批判这一原则时,我们批判的是什么?例如,一个实体的同一性超越了各种事件的变化——那么就可以说,不存在实体,一切都在生成,等等——或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宗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精神同一性。但是,为了使这样的批评合法化,甚至为了使其具有意义,它们必须不涉及同一性本身,而只是涉及应用于某种存在方式的同一性——实体、民族、精神,等等。现在,对于一个只相信生成物或事件的本体论来说,同一性很可能与白驹过隙的偶发性和转瞬即逝的事件有关。如果我们否认事件是其所是,或者如果——拒绝在这里用动词“是”——我们否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共同体所遭遇的事件真的发生在它身上,我们就会通过说“这发生了某事,也没有发生什么”,从而抹除了革命、动荡、不稳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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