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主义立场(也即道德话语是表达说话者的态度或信念这个基本观点)因为下述理由而招致批评,即它不过是一种欢呼-喝倒彩理论,并没有解决我们为什么有时会希望欢呼,而有时却反而喝倒彩。有关我们个人生平的任何事实可能会解释我们在此问题上的个人倾向,但除此之外,若没有任何其他欢呼或喝倒彩或者想要他人加入我们的理由,这又如何能称得上是一种伦理学理论?这类反思使得黑尔以下述方式加强他的理论。黑尔指出,伦理学语句不仅仅是表达加邀请(即通过情感性词汇的选择引起听众相同的态度),而是表达(态度)加规定,而规定是可以普遍化的。
黑尔曾任牛津大学道德哲学怀特讲席教授。同他那一代的许多人,战争对他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他所在的炮兵部队被派遣到印度和新加坡,当日军攻占新加坡时,他被俘虏了,并一直被关押到战争结束。他一直未能讲述他作为强制劳工沿着桂河向上修筑日军泰缅铁路的经历。
黑尔返回牛津完成学业。之后成为牛津巴利奥学院的一名职员和导师。他是一位善于鼓励学生、乐于参与学生事务的导师,一直保持着与学生一同阅读的牛津读书会传统。但据说他使得那些不太擅长哲学的学生非常泄气,因为他们的论文报告做到一半时,他会问:“你有没有想过去做公务员?”
黑尔有所保留地承认情感主义伦理学立场,也承认该观点的必然推论——不存在经验性道德事实(道德概念和道德判断只能出于直觉,而不能为逻辑、理性和经验所证明),但黑尔也接受了道德话语服从理性并具有逻辑结构这一康德立场。依据黑尔的界定,道德话语的意义是规定性的,一个规定性陈述就是至少包含着一个命令的陈述:如此这般去做……或者不要如此这般去做……黑尔忠实于休谟的主张,即任何包含“应当”的陈述都无法从任何数量的纯粹描述性陈述中推导出来——是并不包含应当——这意味着事实永远无法决定我们应当如何做出行动选择。因此黑尔承认,当道德推理的前提中包含一个或更多个规定性陈述时,才可能推导出规定性结论。道德话语中指引行动的方面取决于我们在如何看待其陈述性方面上做出的选择。举个例子,假设你所站立的道路上将有一辆公交车驶过,这个事实并不足以说明你应当离开马路,因为你可能是主动选择站在那里,希望以被车子撞飞的方式自杀。你是否离开这条马路,取决于你选择何种行动方式的理由中所具有的规定性承诺。
在黑尔看来,诸如“善”与“应当”这类道德词汇让使用它们的人们认为规定性陈述是可普遍化的,也即适用于任何相似情境中的每一个人。这里需要当心的是,表达规定的判断(道德陈述是表达加规定)自身必须只包含普遍的词汇,也即它们一定不能指向特定行动者。
这是因为由不同行动者施为的同一行动可能会根据情境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评价。假设当史密斯跑过琼斯身边时,琼斯绊了他一脚导致史密斯摔倒无法赢得比赛,那么琼斯是不对的;但假设史密斯偷窃了财物而跑过琼斯身边,琼斯是为了阻止他而绊倒他,那么琼斯这么做就是正确。
一如既往,会有下述问题出现:我们要如何判断做出何种选择?又要普遍化何种规定性陈述呢?黑尔给出的回答是功利主义的:那些在给定情境下满足相关人士中大多数人偏好的选择或规定性陈述。
黑尔理论中与其他非认知主义观点重合的一个方面就是它将价值的客观性视为虚假问题。黑尔认为,当人们就价值产生分歧时,他们彼此之间并无矛盾,他们只是在否定对方的观点,归根结底这不过是在主张他人是错的。黑尔的论证如下:试想有两个这样的世界,其中一个存在着客观的道德价值(注意,这里我们在讨论的是价值的客观性问题),而另一个世界中则没有。即便如此,在这两个世界中人们的言谈举止依旧会别无二致,因此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差异。因此客观价值这个概念在这里并没有其作用,它的内容是空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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