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的研究将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与科学哲学中的工具主义联系在一起,而科学哲学的工具主义是说科学理论就是组织我们有关现象的思想并预测我们行为的方法。其中所使用的道德概念并不指称实际存在的实体与过程。以此方式理解杜威,是由于杜威所说的“哲学谬误”,这种观点认为我们有关世界与心灵的理论中的词汇是指称性的,而非被发明出来以解决问题的工具。实用主义者认为这一立场使得他们能够在形而上学中的观念论与实在论之间开辟出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要更忠实于科学方法的训诫,虽然与此同时,如詹姆士所希冀的那样,它也尊重信念的其他更“心智软弱”的领域的有效性。
不过实用主义者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皮尔士认为运用科学方法会带来非个人化且客观的结论,也即心智坚强的研究者所持有的心智坚强的学说。满足科学方法要求的信念所具备的特征,都是在适用该方法后可供观察的结果。但詹姆士又为心智软弱的立场提供余地,意味着这种对科学方法的满足不仅是可供观察的,也是情感性的。通过《实用主义: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一书,詹姆士让实用主义风靡一时,也使得实用主义服务于个人化的、主观的事务。这很令皮尔士失望,因为皮尔士试图让哲学变得更具科学性的地方,詹姆士却让它更加心理学化了。
杜威的关注点又与前两者不同,他的关注点是社会与伦理,并且他认为信念是人类制造的工具,以此来应对他们栖身其中的社会现实。可能他将詹姆士有关真理的“现金值”论述更往前推了一步,真理的“现金值”指的是一个命题是否为真,要看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效用。这也通常被称为实用主义真理观。
杜威认为使得一个信念为真的有效事物,就是社会中认为该信念为真且基于社会对该信念的同意的共识。不过这并不是说将信念交付给偶然,因为在确保社会在涉及何种信念是其生活所依凭的最佳信念这个问题上,教育总会是自我纠偏的捷径坦途。
杜威赞许理性共同体这个概念,并认为教育是产生该共同体的过程。但如果这个共同体以信念的形式碰巧喜欢的任何事物都能构成这个共同体的真理,理性这个概念就是空洞的。在彼此竞争的信念之间做出裁断,需要偏好的偶然性之外的标准(而不是共同体碰巧喜欢的任何事物。)
近年来哲学界许多美国哲学家都自称实用主义者,他们之间的差异使得将他们统归于实用主义这个标签变得有些令人困惑。但是“新实用主义”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有时被视作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即真理总是相应于社会语境的。虽然我们能够理解这一观点主张是如何源于杜威的, 但它却是皮尔士所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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