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 (3-2)

詹姆士没有聚焦于趋同，而是关注一个信念的有效性。他说真理就是能发挥作用的事物：“‘为真’不过是我们思考方式中一个方便的词汇，正如‘正确’是我们行为方式中的一个方便词汇一样。”我们将方便的观念称之为“真”的观点对实用主义者而言却足够自然。不过对此的反驳是，世界上存在着有用的谬误，以及没有实践效用的真理，因此相信某个事物产生有用的结果并不能保证该事物的真值。

詹姆士认为他解决了那些坚持下述老生常谈之人尚未解决的一个难题。这个老生常谈就是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的观念与实在之间的一致。他质问道，这个“一致”是什么？以及这个“实在”又是什么？我们头脑中的观念与世界中存在的事物（或在其他领域，比如数学这样抽象对象的领域）之间的“一致”、“符合”或“匹配”关系的性质总是极难具体化。如果认为心灵不仅仅是以某种方式反映实在的镜子，而是会出于实践的目的与现实互动，那么 “真理”就会被视为由这两者（心灵与实践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共同构成。

我们如何划分现实，以及我们对现实持有何种信念，都与我们的需要与旨趣有莫大关联，并且与在其使用中逐渐演进的感知与认识能力有关。这个观点带有明显的康德主义色彩。

随着19世纪下半叶科学的兴起与达尔文学说的出现，科学所蕴含的世界观与传统宗教世界观及与之相连的道德之间存在着张力。詹姆士认为坚持科学方法的人“心智坚强”，而其他人则“心智软弱”，他接纳科学的馈赠，但也希望在科学的世界观中宗教占有一席之地。他将实用主义视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因为它在服从于一个心智坚强的立场的同时，也通过强调信仰宗教的有用性和益处而为心智软弱的观点提供了辩护。

杜威通过将研究过程描述为从一个不确定的境况开始，并旨在将此境况转变为一个融贯一致的状态，发展了皮尔士将研究视为寻求“确定的信念”这个观点。研究起始时所处的不清晰状态不仅仅是因为研究者缺乏正确的信念，而是研究者不充分的信念以及他们持有此信念时客观上具有不确定性的境况所共同造成的。因此这两个要素都要求境况应当具有确定性。这意味着“境况”是客观状态，研究者及其信念都是从属于它的组成部分，这进一步导向了如下这个为所有实用主义者接受的观念，即经验（也即感知、思想与研究）是一个整体，在其中我们不仅仅是感觉印象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推论并概念化一个世界，并通过诉诸信念彼此间的关联来证成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信念——这是一种证成的“融贯论”立场。

杜威指出，我们是从这个世界中的参与者视角出发展开研究，甚至我们开始在哲学活动之前，就已然处于我们与之互动和接触的事物中。因此我们并不是从一个“白板”的位置开始研究的。

从信念本质上是一种工具这一实用主义立场出发，可以推导出怀疑论并不足取，因此它就不能像笛卡尔曾提出的那样，成为一个有效的研究起点。实用主义中隐含的可错主义并没有构成一种怀疑论，因为如皮尔士所说，接受信念的可错性并不等于认为信念就是错误的，并且它与认为一切研究至少最终会趋同于一些信念进而使得它们为真的乐观主义相一致。在任何情况下一个怀疑本身都需要证成，并且因为它本身并没有实际效用，它就使得我们在追寻所需要的稳定且有用的信念过程中将之加以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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