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主义的其他派别,例如Martin Buber的对话哲学所代表的派别,较少注意人格与非人格之间的区别,而是强调人格与所有实在之间的关系。Buber将处理其他实在的方式分为两种,他称之为“我-你(I-Thou)”和“我-它(I-It)”关系,前者反映了对另一个实在的基本开放性,后者反映了对另一个实在的客观化和从属于自己。根据Buber的观点,我们将他人作为一个It,形成一个I-It primary word,或者作为一个Thou,形成 I-Thou的primary word。然而,尽管一些人格主义者会断言,这种“我-你”关系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唯一适当方式,而“我-它”关系是处理事情的唯一适当方式,但是 Buber认为“我-你”关系是人类处理所有实在的理想方式,无论是人格的还是非人格的。尽管这种“我-你”关系会根据这种关系产生的领域(自然、人、精神存在)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对于Buber来说,根本的区别在于人格本身以及他参与实在的态度。
一些人格主义者已经开始对公式化的人类例外论采取批判性的观点,并且比Buber更进一步,不仅重新考虑人类的态度,而且还包括僵化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认为所有不是人类(和神)的人都是没有灵魂、没有人情味的“对象”。捷克哲学家Erazim Kohák是一个重要方面的人格主义思想家的例子,他试图重新思考我们在这方面对自然的态度和对自然的理解。克服对自然和其他生命形式客观化的各种努力,并构想一个更彻底的人格宇宙,部分地类似于十九世纪一些早期观念论的人格主义者的立场。正如这些人格主义者有时会把私我意识、主体性、内在性、个性/独特性、意志、想象力和历史性这些积累起来的相互关联的见解结合在一起,在某些方面,仍然有些片面的多面性的人格主义的托马斯主义思潮没有这样做,他们也更接近于一种自然观,这种自然观纠正了一个被创造的世界中过于僵化的二元论,这个世界与其创造者之间的距离几乎是独立的,而人与其他创造者之间的距离几乎相等。人类的生命形式显然是例外的,因为它允许人个性在各个方面得到更高程度的发展,但是作为这种洞察力的必然结果,认为植物甚至动物仅仅是客观的物体,没有意识和它们自己的主体性,似乎越来越被认为是人格主义者的问题。
人格主义的人类例外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这样一个世界的分裂,在这个世界中,神的存在不再被自然界感知和感知。现代去神圣化的世界,正如笛卡尔主义所阐述的,但由奥卡姆,甚至在某些方面由阿奎那所准备的,在重要方面实际上也是一个非人格化的世界。十九世纪早期的人格主义者在反对浪漫主义泛神论者的新非人格主义和道德模糊性的同时,至少清楚地认识到了大多数基督教神学以及现代理性主义、启蒙运动和科学主义的严格二元论所带来的问题。
6.2 人的尊严
在强调人格相对于所有其他实体的独特性时,受托马斯主义影响的人格主义者指出了实在的基本分界线,即人格和非人格存在之间的分界线。因此,与人打交道需要一种不同于描述与非人格实在打交道的伦理范式。与非人格实在打交道的“规则”在与人格打交道时不成立,反之亦然。这种人格与非人格之间的根本二分法本质上是本体论的,或者说是先验构成的,但是在伦理层面上产生了直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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