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主义者普遍坚持认为,达尔文的主张是错误的,即人类与其他陆地生物的区别不是程度上的,而不是种类上的。人类例外论界定了大多数人格主义思想。显然,这种例外主义并不仅限于人格主义,而是代表了古典哲学人类学的一个标准假设。例如,在1625年,Grotius写道: “毫无疑问,人类是一种动物,但是一种更高级的动物,与所有其他动物相比,不同种类的动物彼此之间的距离要远得多”。
根据一个的人格主义概念,万物的根本分类是人与非人的区分。对于许多人格主义者来说,使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原因不同于使狒狒不同于长颈鹿的原因,甚至也不同于使狒狒不同于岩石的原因。因此,用Jacques Maritain的话来说,“当我们说人是一个person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他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包裹,不仅仅是自然界中的一个单独的元素,比如一个原子、一片草叶、一只苍蝇或者一头大象……人是一种动物和一个个体,但不同于其他动物或个体。”或者正如William Stern在《人与萨奇》(Person und Sache)(第二卷)的序言中所写的:“尽管人们被认定为人类的成员、特定的种族或性别,等等,尽管任何个人事件都有任何广泛或狭隘的规律,但原始的独特性始终存在,通过这种独特性,每个人对于其他人都是一个自己的世界。”
在这里,人格主义者不仅对观念论、物质主义和十九世纪的决定论的主要形式作出反应,甚至对亚里士多德的客观主义作出反应。亚里士多德根据物种的近似属和特殊差异来定义物种,按照他的方法论,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一种理性的动物(人类动物区)。人格主义者虽然接受这个定义,但就其本身而言,他们认为这种建构是将人类人格降格为客观世界的不可接受的做法。这种客观的、宇宙学的观点认为是一种具有理性特征的动物——根据这种观点,人首先是一个物体,与他物理上所属的世界上其他物体一起——只是部分有效,而且是不充分的。为了解释适合于人的主体性,人格主义表达了对人格的非物质维度和原始独特性的信念,因此相信人格对自然世界的基本不可还原性。
许多人格主义者把人类看作是处理所有其他实在的对象(有意地与一个主体相关的东西),但是肯定了人与所有其他对象之间的实质性区别。人格自身是“某人”而不仅仅是“某物”,这使他从可见世界的其他实体中脱颖而出。关于动物的本性,没有明确的和一般的立场,特定于人格主义者。但是“某人”和“某物”之间的明显区别,尤其是应用于其他有情众生时,既反映了犹太-基督教传统对人格主义的影响,也至少反映了一些具有鲜明现代性的笛卡尔理性主义的总体影响或精神,笛卡尔理性主义当然不会不受继承的基督教二元论的影响。只有人类是通常被人格主义认为是同时作为客体和主体,而同时这被认为是真正的所有人,不论年龄,智力,品质等。对于人格主义者而言,人格主体性保证了人的本性不能简化为近似属和具体差异,也不能用近似属和具体差异来详尽地解释。因此,主体性成为人类不可还原性的一种同义词。
但是更广泛的,实在论的人格主义,在古典和经院哲学的传统中,确实假定了人格和所有其他客体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的推理能力(及其语言的必然结果),这种能力将一个人格与整个客观实体的世界区分开来。既然正是他的理智和精神本质使得主体性成为可能,那么可以说,在人的主体性中,人类人格也是某种客观的东西。然而,这些人格主义者坚持非人格存在与人的这种主体性之间的明确分离,这种主体性是人的理性本质在更广泛或更高意义上的衍生物。不管怎样,更准确地说,动物是怎样被理解的,人与其中最先进的动物之间的区别,在于一种特定的内在自我,一种内在生活,在理想情况下,围绕着他对真理和善的追求,并产生特定于人的理论和道德问题和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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