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士与当代逻辑（二） (5-3)

关于推理所遵循的方法，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1）这种方法潜藏而未明示，并非因为推理主体考虑语境信息而有意省略，也非因为其他任何的疏忽。当一个人说“苏格拉底是人，所有人都是可朽的，所以苏格拉底是可朽的”时，虽然他未交代自己凭借何种方法而如此推理，但是我们通常并不认为他的论证是“不完整的”。这提醒我们，尽管从语言表达的完整性来看，一个论证只需明确“前提”和“结论”，“推理方法”并非一个论证的要件，但在评估该论证是否有效时，则要同时考虑到三个要素。（2）推理主体所遵循的方法是一般性的思维程序或习惯（habit），皮尔士经常称之为“推行原则”（leading principle或guiding principle）。推理之所以成为推理而非纯粹的意识流或符号序列，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推理主体不只是在当下把这些前提命题和结论命题相关联，而是认为在任何类似场景下他都会如此推理。也就是说，由前提到结论的推理，并非全凭一时感觉，而是在面向未来，有意地遵循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任何做出推理的人那里都是被承诺的，尽管旁人不追问时他是完全不必说的，尽管也有可能是他尚无能力明确表述出来。

总之，面对某个具体的推理实践，若它不是纯粹无意识的推理，为公正评价其论证（作为推理内容）的有效性，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明示看其前提与结论之间的支持力如何，而要看它自称遵循何种被认为能产生真理的方法。具体而言，应该按四个步骤来评估：（1）给予推理者补齐实际承诺但未明示的前提的机会，如果推理者无法重述，则只能由评估方根据语境重述，做“有条件的评估”。（2）在明确前提和结论后，主动询问推理主体想要遵循的是何种方法或思维习惯。由此，通常就可以判定其意欲以什么方式产生真理，即意欲采取的推理方式是什么。如果推理者声称前提和结论在形式结构上保真，那就是演绎推理；如果是声称某种习惯长远来看可接近真理，那就是归纳推理；如果是声称某种习惯有助于获取有可能存在的某方面真理，那就是外展推理。（3）假若推理实际所用的并非推理者所声称的那种方法，譬如，在明确前提和结果是什么之后，推理者又说结论之所以能从前提必然得出，还依赖于其他设定，那么，便可直接判定该（演绎）推理无效。（4）假若推理实际所用的确实为推理主体所声称的那种方法，就要看该方法是否具有相应的“保真”“近真”或“促真”品格。

与当代逻辑教科书相比，显然上述对于论证有效性的评估并非那么“直接”或“果断”，而是要求评估者带有一位批判性思维者的耐心。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看，还是因为皮尔士结合真实的言语实践来看人类推理。在真实的言语实践中，推理的内容并非完全外显化，往往需要重构。尤其是，两个人可能从相同的前提集得出相同的结论，但由于二人意欲遵循的潜在方法不同，因而对他们所做推理的评估结果可能是：一个（作为某种方式的推理）有效，另一个（作为另一种方式的推理）无效。为显示这一点，可以结合实际生活中碰到的论证片段来看。在某个对话场景下，一个人说：“我看到地面湿了，可以推断，天下过雨了。”这是有效推理还是无效推理呢？

按照流行的教科书评估，这要么被当作演绎，直接断言为无效推理，要么作为溯因，将其与枚举法或抽样统计一起归在归纳推理名下，仅评价强弱。但实际上，说话人由“地面湿”推出“天下雨”，可能只是试错，并不坚持前者对后者有什么必然性的支持力，因此拿“前者无法必然推出后者”来指责他的推理，并不公平。另一方面，说话人在推理时很可能实际运用了其他前提如“天下雨会导致地面湿”，这时推理者的确试图“溯因”，但这项工作究竟旨在“提出初步假说”（作为外展）还是“部分证实已有假说”（作为归纳），存在着重要分化。逻辑教科书中的枚举法或抽样统计，多是为了证实已有假说，而非首次提出某个假说。倘若推理者只是提出初步假说，这时按归纳推理评估它，也是方向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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