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讲过,经过唯名论时代和宗教改革,天主的形象在中世纪末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在传统天主教实在论那里,天主的意志是服从于它的理智的。简单而言,天主和理性规则实际上是一回事,天主的赏罚是可以通过自然的理性规则被人揣测的。然而在中世纪末期的唯名论那里,特别是在基督新教那里,天主理智的首要性,被天主独断的意志代替。天主的意志人类无法通过理性揣测,就好像命运,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你都必须承担这种命运(引用自:@姜源)。而托马斯霍布斯所说的那个代表绝对威权政府的“利维坦”(人造之神)就是这样的一种不可揣测,不可约束,但必须服从的强力意志。
17世纪中期的欧洲,宗教改革导致的天主教联盟和新教联盟之间的三十年战争也已经结束,由新教联盟胜利,和《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签署而告终。《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确认了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许多邦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并且确立了最早的国际法,国际关系中关于国家领土,主权和独立等原则,标志者近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建立,以及基于传统实在论神学“完善性等级”理论的封建社会的完全破产。
同一时期,海峡另一边的英格兰出了2个人,霍布斯和牛顿,他们都试图从实在论自然法-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废墟中,重建自然秩序,甚至重建自然神学。虽然霍布斯出名的是他的政治哲学,而牛顿出名的是他的物理学,然而他们理论的开端有一定的类似性。
对于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的实在论哲学,天主智慧的创造必然设定了事物各自的目的,因为一个人不会无目的的创造一个好看实用的东西,他必然有一个蓝图。每一个类别的所有事物,他们的目的都是相同的,这在先前讲亚里士多德和实在论的时候我们分析过。这种古典目的论维护了阶层社会,普世伦理(这个伦理是全人类通用的,比如不准同性恋,因为天主创造了生殖器为了繁衍的目的),以及在封建社会里每个阶层,每种职业的人类各自的目的,和宗教实践的目的(成为圣人),以及维护了一个美善的创造论世界观去证明天主的存在(世界如此美善有规律,但是如果没有造物主,这些规律就没有意义,甚至无法存在)。目的论是中世纪神学,哲学,伦理学的核心。然而当“目的/种和属的普遍形式”被唯名论以“若无必要,勿增实体”为由取消以后,每个事物都是绝对个体的,那么新哲学的第一条公理就变成了:所有个体事物的运动都趋向各自的目的,也就是没有先天的目的性。个体事物的运动并不趋向一个被预设的完满原型(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型),而是每个个体都有自身的目的,自身的个体性,自身的活动,他们在原初的自然状态下都是绝对自由的,甚至每个个体为了自己的生存的活动而互相斗争都是合理的。
因此对牛顿而言,如果没有摩擦力,事物一被外力推动,就会进行无限的匀速直线运动。如果这种思想被运用在伦理学中,人类科学和社会发展也是一个朝向前方的无限活动,并没有一个最终的状态。
而相反,在传统神学和实在论中,事物活动的目的已经被先天预设好,就是天主创造时候的目的因,个体趋向目的而活动,为了实现完满存在。这种思想如果被运用在政治学里,即是:社会具有一个发展目标,一个最终状态作为尽头。就是完满的天国/共产主义社会,现在的社会即便有缺乏,但是最终会趋向完满。潘能博格曾经对比过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内在矛盾,如果说经济和科学会无限发展的话,就不应该会有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完满的状态,因为这个完满社会仿佛像天国一样是突然之间来临,打破了这个无限发展的状态。
此外,人们对自然哲学的研究,也从注重事物的目的因和形式因的演绎哲学,转移到注重事物的运动和质量(动力因和质料因)的实证研究中去,从而在实验方法中产生了现代科学。
霍布斯的《利维坦》
这种崭新的世界图景也被英国政治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发觉了。这个崭新的世界图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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