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依赖于理念,似乎还不足以降低可感知事物的真实性;毕竟,我们每个人都依赖于我们的父母,以及以另一种方式依赖于可以呼吸的空气,但这两种东西并不因此就比我们更真实。苏格拉底之所以要降低可感知事物的真实性,另一个因素似乎是,在《理想国》以及《斐多篇》、《克拉提洛斯篇》和《会饮篇》等其他对话录中,他都认为可感知的事物表现出学者们所说的“对立面的共存”:它们既是大又是小,既是热又是冷,既是运动又是静止,等等。它们之所以表现出这一点,原因多种多样。在某些情况下,是因为某样东西相对于一样东西来说是大,相对于另一样东西来说是小。在其他情况下,是因为某样东西在一个时间点上具有一个特征,而在另一个时间点上具有相反的特征。苏格拉底并不认为,同一个东西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相对于同一个东西,在同一个方面,可以具有相反的特征(《理想国》436b)。相反,他认为,可感知的事物在不同的时间点上,或相对于不同的东西,或在不同的方面,可以具有相反的特征,这一事实表明,可感知的事物本质上与理念非常不同,而理念不可能具有这种相反的特征。[27]平等的理念永远不会是不平等的,而感官上的相等事物既是平等的又是不平等的(《斐多篇》74b-c,78c-e),每一个感官上的两倍也是一半(《理想国》479b)。这种对立面的共存,似乎是苏格拉底在《斐多篇》中认为可感知的事物不如理念,以及他在《理想国》中认为理念比可感知的事物更真实的的部分原因。[28]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暗示了几种不同的方式,即理念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以某种方式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有序的宇宙(kosmos)(500c)。我们在灵魂中和作为政治秩序的成员所必须努力追求的东西——将不同的元素统一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正是理念本身所具有的东西。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并没有对理念所具有的结构做出太多阐释,也许是因为他说他自己对理念缺乏了解。他提出的一个令人费解的建议与善的理念的核心作用有关。在强调了自己对善的无知,并表示自己无法像解释正义那样解释善之后(506c-e),他在太阳的比喻中说,善的理念是所有其他理念存在和可知的根源(508d-509b)。
关于理念之间关系的问题,在其他一些对话录中也有讨论。在《斐德若篇》中,苏格拉底赋予辩证法家在不同的理念中寻找统一、在统一中寻找多样性的任务,并用他关于爱是一种神圣的疯狂的观念来说明这种结构(265d-266b)。《巴门尼德篇》对一方面是统一,另一方面是相同和不同、运动和静止、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复杂的探讨。如果柏拉图将善与统一等同起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这样做的[29]——那么《巴门尼德篇》中对统一的详细探讨就可以被解读为柏拉图对善的关注的延续。在《蒂迈欧篇》中,整个感官世界被视为一位神圣工匠的产物,这位工匠以理念为参照,将他所支配的难以驾驭的、无序的材料塑造成一个善的(29a-30b),尽管远非完美(46d-e)的宇宙。对这种关系的探索在柏拉图几部文体上属于晚期的对话录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即《政治家篇》、《智者篇》和《斐勒布篇》。因此,《理想国》中简要提出的观点——理念构成了一个结构化的整体,善在其中居于首位,一个复杂物体群的善与它们的统一性有关——继续指导着柏拉图在晚期作品中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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