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技术的概念,作为人类和技术之间的基本相互关系,产生 于对文化形成和共存的人文主义形式ーー“书籍和信件”ーー由 “现代大众社会成员之间的通信纽带”(Sloterdijk,2016a,第 14 页) 的技术边缘化的历史叙述。对于斯洛特戴克来说,由于大众文化是通过媒体形成的ー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广播和 1945 年以后的电视,甚至是通过当代网络革命形成的 ーー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共存已经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毫 无疑问,这些都是后文学、后书信体,因此也就是后人文主 义。任何人如果认为这个表达式中的前缀“ post”(译者注:即“后”)太戏剧化, 都可以用副词“marginal”来代替因此,我们的论点是: 现代 社会只能通过文学、书信和人文主义媒体边缘性地产生政治 和文化综合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的终结,而是文学 自我分裂,成为一种独特的亚文化,文学作为民族精神载体 的价值时代已经过去。社会综合不再是ーー也不再被视为ー ー主要的书籍和信件的问题。新的政治-文化通讯手段已经崭露头角,这种手段已经限制了一小部分人的文字友谊模式。现 代人文主义作为学校教育模式的时代已经过去,因为不可 能再保持这样的幻想,即政治和经济结构可以按照文学社 团的友好模式组织起来。(第 14 页)
对于斯洛特戴克来说,人文主义的本质,在一个普遍的技术边缘化的情况下,被揭示为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为人性而进行的持续的战斗,揭示了它自己作为一个兽化和驯服趋势之间的竞争”(第 15 页)。 因此,人文主义通过特定形式的传播,教育手段,成为了一套决定性的技术,用来干预人类共存的基础——个人的道德-文化的形成-个体化。
这种由技术边缘化所揭示的人文主义意识,是重新解读海德格尔《人文主义论》(1946)的准备立场。对于斯洛特戴克来说,《人文主义论》对人道主义极端的激进质疑既得到了承认,也带来了 转折。与海德格尔相反,这种转变在于坚持认为,“存在着一段被海德格尔坚决忽视的历史,一段进入存在之清理的入口ーー一段人 对存在问题的开放性的社会历史,以及一段澄清存在论差异的历史 进程”(第 20 页)。在这种转变中,人类发生学的人类历史被引入, 并作为社会历史被置于《信》中仍然没有主题化的位置。
人类起源的过程ーー一个“会思考的动物成为会思考的人”的过 渡ーー由两个方面组成: 一个“自然历史”,表明“人如何成为有能力 的世界”; 和一个“驯服的社会历史,通过这个历史,人成为能够把自 己聚集起来以说出存在的整体的存在”(第 20 页)。人类(动物)在出生和 婴儿发育时期的比较人类学缺陷,导致了“一个不确定的存在”,它的 不确定性使它脱离了一个确定的动物环境,并提供了“在本体论意义上 发展一个世界”的能力(第 20 页)。人类在世界上的进化过程就变成了共 存的社会历史之一: “因为,人类一旦开口说话,就会聚集成更大的群体, 而不仅仅是彼此连接到语言的房子,也建造实体的房子,他们进入驯化的竞技场。他们 现在不仅被自己的语言所保护,而且被自己的适应环境所驯服” (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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