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秩序(order)"一词含义模糊。 它既指一种同质的秩序(例如,涌流中的所有水分子使磨盘朝同一方向转动),也指一种组织(该组织于多重层次上加以结构)中的复杂结构秩序(例如,磨坊与磨坊主的身体具有组织结构)。 向最大熵——或者说,无序——的常态(normal)演化,将破坏掉这两种意义上的秩序。 在磨坊之下层蓄水池中,水分子向各个方向作随机运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任何东西对经典物理定律加以违背,磨坊与磨坊主便注定会在毁灭与死亡中,失去其结构。相反,信息只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秩序,尽管有某些明显的例外。情况一:巴尔扎克在《Physiology of Marriage》中用随机选择的印刷字母,写了整整一章。情况二:假设另一位作者怀着同样幽默的意图,独独用字母 x 撰写了整整一章。情况三:尽管第二种情况下的作文之构成(composition)乃同质的,尽管完全由 x 组成的页面,其秩序可谓完美,但读者在一种情况下所获得的信息,并不比在另一种情况下获得的信息更多。为了让所印刷的字符传达一些信息,它们必须被组织成单词和短语,而单词和短语本身是由意义之统一性构成的。[4]
如果我们对这三种情况下的信息量加以测量,我们会发现第一种情况(巴尔扎克的章节)下的信息量等于 0,因为字母乃随机选择的,但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它们具有相同的正值。 然而,这与实际情况相悖,因为 x所组成的章节,同巴尔扎克的章节相比,并没有告诉我们更多的信息。 更确切地说,"哈特利(hartleys)"[即信息单位]之数量取决于我们的习惯。如果我们认为每个 x 皆被选作该章的一个重要字母,那么两种情况下的信息量便是相同的。如果我们假定,作者是出于幽默之目的,而想用同一个字母来组成一章,那么信息量就只能通过对这一字母的选择,来加以衡量。
我们倒没必要因此而否定掉信息量之数学定义,但必须认识到,其表面的与相对的性质。在欧洲语言之工业印刷中,我们使用大约 80 个字符。 由于 6 个二进制符号(1 与 0)有 64 种可能的排列方式,而 7 个二进制符号则有 128 种可能的排列方式,因此印刷书籍中的每个字符,基本上相当于 7 个信息单位。 这种测量方法无法对牛顿的《原理》、卡雷姆的布道集(a collection of Careme’s sermons)抑或关于马赛(Marseilles)的历史书予以区分,就像“一米"本身并不能对丝绸与棉花加以区分一样。对信息的衡量,就像所有的衡量一样,必须明智地进行,并同一定的心理背景相对应。如果为了巴尔扎克著作之再版,排字工人有义务对初版的排字 "布丁"(typographical "pudding" )加以完全复制,那么相对于这一意图,我们可以赋予其工作以积极的信息价值。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排字工人最好还是别给自己制造这种荒谬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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