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特戴克-神之热枕（一） (5-3)

由于前人与后人的合作要么极少实现，要么在结构上不可能实现，充其量也只是岌岌可危的插曲，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在过去的时代，这些缓慢的现象大多被归入超验的领域，这里的超验是指：无法观察的领域。因此，这些现象可能会被宣布为某个超人或神灵的异世界计划之一部分，而任何反对意见都不会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然而，一旦技术和科学成熟的文明发展出观察缓慢现象的有效方法，超验计划的概念就会失去其相当一部分可信性——无论它被称为创造、预测、宿命、救赎历史或类似的概念——而为解释长期过程的内在程序腾出空间。这些方法可以包括生物或社会系统进化理论、波浪模型和裂缝理论，它们可以描述长期领域中的振荡和突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进化理论的困难和失败进行全面评估，而不会被创世思想的牵强实证主义所驱使。在正教（orthodox）社会中，人们对超验规划这一教化性概念的认同仍然十分强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导致那些以前被归于来世的缓慢现象世俗化的概念手段进行了激烈的抵制。美国的创世论者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众所周知，他们会采取各种方法，使他们的骤降的（sudden）、意图的创世学说免受缓慢的、自我组织的新科学之波及[6]。

第二步在于认识到以下几点：超验性也源于对激烈性（vehemence）的误解。为了澄清这一观点，我将再次借鉴海纳-缪尔曼（Heiner Mühlmann）引入文化科学的一个概念，即压力分析与其划时代纲领性著作《文化的本质》（The Nature of Cultures）中所阐述的仪式和符号之明确结构理论之间的联系。在巴松-布洛克（Bazon Brock）的鼓励下，这项工作为文化科学与进化论的结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式。[7]

智人巨大压力（stress）反应的现象学以及各种文化试图应对这种反应的方式，清楚地表明了为什么对于压力的主体来说，所经历的情况似乎往往具有超验的性质。在某些情况下，内源性过程（endogenous processes）的剧烈程度——最初是严格由生物决定的，尽管经常被象征性的东西所掩盖——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所经历的一切不可避免地被归因于外部力量。

在我们的传统空间中，荷马史诗中记述的阿喀琉斯之怒（the wrath of Achilles）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千百年来，古老欧洲的战士们一直将其作为他们崇高而残酷的职业的神圣起源。毫无疑问，英雄之怒与众多文化中的战斗狂热表现属于同一现象，而战斗狂热又可与预言性通灵/恍惚（prophetic ecstasies）相提并论。从生理机能角度看，英雄的愤怒表现出战士对克服自己的推动力（the propulsive energies that overcome him）的认同。它属于赫拉克勒斯（大力神/狂战士）狂热的范畴，包括众所周知的马来西亚人的残暴疯狂综合症（amok syndrome）（西方大众文化热衷于将其作为狂野的典范，并从内部将其流行心理学化），以及吠陀武士的狂喜或日耳曼英雄的战斗狂怒，甚至延伸到对自己死亡的渴望。几乎在每一种情况下，这种狂怒在其承载者的眼中，似乎都几乎必然地采取一种由上而下的痴迷形式，在这种痴迷中，行为者的武术能量被完全吸收，使战斗在他看来成为一种使命。作为内源性天启体验的一种原始形式，愤怒构成了类似于慷慨激昂者的自然宗教。只要对狂暴的超验性误解占主导地位，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作为力量灵感体验的东西是如何产生于机体遭受极端压力时从内部启动的心理感染过程的——这种描述大概也适用于相当多的预言性通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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