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特戴克-神之热枕（二） (2-1)

在第一个功能圈的中心，需要赋予痛苦、死亡、混乱和偶然以意义。这种服务将对个人的安慰与对群体的仪式性巩固结合在一起，但其代价往往是不可预知的副作用：宗教之教化作用不可避免地与仪式化的言语行为联系在一起，从而附着在象征性概括的层面上。作为一种治疗手段的东西，必须同时表现为对世界的象征性结构概念，即具有实践和理论有效性的真理集合。这就埋下了混淆范畴的祸根，其后果几乎是爆炸性的。这与把 "解药（pharmakon）"提升到神的高度的诱惑是一样的。由于几个象征性稳定的免疫系统通常同时存在，它们都在同时传播自己的一般化（generalizations），因此这些系统不可避免地会相互质疑，甚至根据各自对概括/普遍性（generality）要求的强度，部分或完全否定对方。当这些体系之间发生碰撞时，灌输教化思想的任务——或者更笼统地说，通过为生活设置框架来强加秩序的任务——就会与追求正确的需要结合在一起。为了公正地描述这类冲突，我们必须想象百忧解(一种治疗精神抑郁的药物)服用患者和安定剂（一种镇静安眠药)服用患者相互指责对方异端邪说，并警告对方如果不改用同一种药物就会严重损害健康。我选择了镇静剂的名称，众所周知，这些药物偶尔会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引发躁狂状态。自圣保罗时代以来，被称为 "信仰（faith）"的现象一直伴随着类似的风险。宗教信仰所带来的精神稳定和社会整合等令人欣喜的心理语义效果，却与上述躁狂症反应密切相关的危险效应联系在一起——应该补充的是，这种危险效应早在一神教诞生之前就存在了。因此，我们不应轻视有据可查的事实，即扩张性一神教之形成源于其创始人的狂躁-末世亢奋状态。对免疫功能的忽视直接影响到真理之概念。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满足于相信任何有帮助的东西都是真的，而狂热的行为则坚持这样一个公理：只有在有权要求普遍服从的信仰体系中才能寻得真理。这里的危险来自于一种被误解的理论有效性要求的狂热倾向。

当然，迄今为止提到的论点沿袭了大卫-休谟（David Hume）1757 年的著作《宗教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的传统，但与早期启蒙运动不同的是，这些论点不再把宗教观念仅仅归结为原始的 "希望和恐惧"。当然，一厢情愿的想法和回避情绪仍然是重要因素，但它们并不能完全解释宗教现象。对宗教批判的更新版本沿用了普遍文化理论中的某些概念，即在什么条件下文化计划能够在特定人群中实现水平相干性（horizontal coherence）、垂直承载性（vertical capacity）和个人内化。得益于其复杂的视角，新方法还允许对虚假结论的自然史和社会史进行详细解读。与启蒙运动的经典著作相比，这里对宗教方面的新描述并不是通过人类的自然错误来解释信仰的某些表现，而是将其视作人类长期暴露于过度的振奋和团结能量之下的过剩现象。更新后的宗教自然史又回到了过度反应人类学的基础上；这使得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在被隔绝的群体中奢侈的剩余驱力理论来阐明智人的进化。[9]

这些剩余包括那些使人类的存在充满活力或令人费解的意识。剩余和过度反应的概念不仅有助于理解宗教现象的能量方面，还能揭示实际的信仰信条，因为每一个神学都是建立在夸大的普遍性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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