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思想家群体包括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并未全盘接受孔德的观点。他们弱化了在孔德思想中起纲领性作用的历史哲学,却接受了科学与进步之间的关联,并且进一步发挥了孔德思想的认识论维度。其中的关键人物包括社会科学领域的埃米尔·涂尔干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朱尔·昂利·彭家勒和皮埃尔·迪昂。思想家们的这种含蓄的实证主义立场,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他们断言存在唯一一种获取有效知识的方法,即自然科学的方法,另一方面,他们在科学的本体论维度上坚持还原论立场,即所有科学需要立足于某种一元论式的唯物主义,就如同物理科学所阐释出来的那样。这种认识上的和本体论上的实证主义的结合,不可避免地将社会科学放置到了低于自然科学的位置上,而且也将人文学科贬低到了一个虚幻的主观性领域 。威廉·狄尔泰和德国新康德主义者们穷竭精力发展出了另外一种 以解释学阐释为根基的人文科学概念,就与实证主义的这一推论发生了冲突,也与主流实证主义文化的认识论立场截然对立 。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就是对这种窘迫境地的直接回应 。他们巧妙地将之命名为新实证主义,因为它试图借助于经过大大强化的符号逻辑和语义学理论的力量,重申实证主义传统在认识论上的所有核心信条。
实证主义的这次再张旗鼓,其本质一点是,在相对于科学而言哲学本身处于何种位置这一问题上,它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主张将哲学划归到“对科学知识进行及时的整合”这一角色;相较于牛顿式的综合,洛克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小工” ,逻辑实证主义的上述自我定位与洛克是类似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对科学知识进行辩护或其合法性问题上,逻辑实证主义又呈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哲学独断。因此,相对于其研究进路中广为人知的现象经验主义而言,我们必须优先强调其逻辑主义的重要性。维也纳学派的出现恰恰是为了“发展一种科学观,以承认逻辑和数学在作为符号表征系统的科学思想中的极端重要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实证主义承认哲学要低于科学,但后实证主义才可以说是姗姗来迟地实现了逻辑实证主义这一角色定位——认识论的“自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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