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由维也纳学派在上一世纪表述出来并且盛行于二战后的科学哲学界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教条,首先受到了奎因和库恩的挑战,有关科学的后实证主义理论正是这一挑战的成果。最近,一些修正者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后实证主义在仅仅几十年之后所取得的那些公认的用以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重要洞见,到20世纪30年代时,逻辑实证主义体系内部已经对之进行了精致的论述 。例如,颇具说服力的一系列文章已经表明,库恩的工作与其对手鲁道夫·卡尔纳普的工作表现出了公认的相似性 。确实如此,库恩的工作最初出现在由维也纳学派所主编的《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系列之中,而且也受到了卡尔纳普热情的赞扬,这种赞扬并非出于礼貌性的虚言,而是出于两人在哲学立场上的本质一致。尽管直到卡尔纳普去世后许久,库恩才理解其进一步和解的示意,但库恩的确越来越发现其思想与卡尔纳普最重要的共事者之一卡尔·亨普尔的观点之间具有相容性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之后进行的诸多工作,已经表现出了他正在努力达成与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反对的(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之间的和解。那么,后实证主义的一切观点难道都是误入歧途吗 ?我认为不是。但是,当我们在对后实证主义进行阐释的时候,必须提高自己的辨识力。逻辑实证主义已经预见到后实证主义的几个关键信条,这一事实并没有真正否定库恩的下述断言:1960年,研究者们仍然在一种误导性的科学形象之下进行工作;也不会取消奎因、库恩和后实证主义逐步引入到科学哲学内的具有哲学重要性的新异之见。例如,奎因试图将先验性历史化,但也并没有严重到要取消它的程度。一切都运转良好,远超出了卡尔纳普及其同伴的预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者仍然坚持分析与综合之间的区分。类似的,库恩消解了辩护的语境与发现的语境之间的区分,这比汉斯·赖欣巴哈和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所能够接受的任何观点都要激进 。此外,库恩还引入了一种更加激进的历史主义,尽管它与波普所倡导的、背离了逻辑实证主义立场的那些观点具有些许相似,但它仍然超出了波普的接受范围。正如伊万德罗·阿加齐(Evandro Agazzi)指出的:“波普主义的科学哲学与历史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差之千里。”
提及波普,或许会涉及最重要的一点。到1960年,在科学哲学领域并非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一枝独秀,因为它还面临着对之持激烈批评态度的波普的观点。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于1959年以英文再版,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从历史的视角看,库恩的《结构》更应该与波普相并立,而非卡尔纳普 。至少,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波普主义者代表了对库恩思想的最积极的反对 。因此,对卡尔纳普与库恩之间连续性的洞悉,尽管已经展现出了其重要性,但这并不能够取消库恩著作的革命性影响;人们只需再次考虑一下当前的语境就会认识到这一点。其思想的关键点在于科学发展与改变的历史偶然性,这是卡尔纳普和波普无论如何也不会虑及的。除此之外,波普主义的科学哲学与逻辑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之间共享了几个重要特征:“波普与逻辑经验主义者共享了两个本质性的教条。第一是将理论概念视为演绎体系……第二点是,理论之间的比较,进而对理论改变的辩护与解释问题,都应该按照某种演绎模型进行反思,这一模型的核心关注点是理论公理与从属于它们的某些单一句子之间的逻辑可演绎性关系。” 后实证主义则恰恰抛弃了实证主义对逻辑或者“理论的语句观”的承诺。语义整体论这一观点又进一步支持了后实证主义,它认为在两种理论(语言)中所使用的术语的意义无法保持一致,而正是这种意义的可变性使得所有严格的逻辑演绎性受到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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