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法大战分析哲学（五） (6-5)

当然，对认知旨趣的反思也不是毫无结果。它让我们意识到立场，而对于整个研究体系方法论框架的基本决定依赖于这些立场。只有这样，我们才学会知晓，我们做了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知晓，在我们做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会什么。例如，我们意识到，经验—分析的研究产生技术上可使用的知识，但不产生这样的知识，即对阐释学地解释行动主体的自我理解有帮助的知识。直到目前，社会学都主要——而且绝不是以一种没有问题的方式——为在给定的历史情境中推动社会群体进行自我反思作出贡献；今天它也不会回避这样做，甚至不会在这个地方回避，即它只想公开地提供关于社会关系的经验合规则性信息的地方。我跟阿尔伯特在这点上可以达成一致，即按照我们的原则，应该把所有精力用在获得更多更好的这类信息上。我不同意他的地方在于，他认为我们应当甚至必须限定在这上面。现在我还不想研究的是，出于什么原因，如今的社会学接过了受历史引导的社会理论的任务，同时出于什么原因，别的社会科学免除了这个重担，因而在严格经验科学的界限内发展得更快了。如果富有成效的实证主义科学政策能够成功地逃避那项任务，并且将之驱逐到科学讨论的预备阶段，那么又会怎样呢？在实证主义者手里，意识形态批判就有这样的目的。他们致力于把社会群体的实践意识从那些不能被还原为技术上可用的知识，同时只能设想理论要求的理论中清除。假如这一辩解能够贯彻且幸运地贯彻了，那么又会怎样呢？

在工业社会的再生产条件下，只掌握技术上可用的知识而不再能期待对他本身及他行为的目标作理性分析的个人丧失了他的同一性。因为神话的力量并不能被实证主义打破，他们去神话化的世界仍然充满魔鬼。我愿意承担这种语言的风险；这种语言属于经验领域，而这个领域绝不是为富有远见的精英保留的。当然我必须承认，教养的力量只有跟传统衔接才能形成，人们首先已经适应了这传统并且还没有立即分化。阅读同时出版的克劳斯·海因里希(Klaus Heinrich)的书，可以在这个维度上检验理性理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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