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法大战分析哲学（五） (6-6)

把自己限制在经验—分析研究这一取向上的社会学，只能在实践上成功地适应进程维度上探究社会系统的自我持存和自我分解，而必须不承认别的维度。在作为严格行为科学的社会学内部，关涉到社会群体自我理解的问题没法表达；但这些问题并不因此就是没有意义的，也不能因此就逃避必要的讨论。这些问题是这样客观产生的，社会生活的再生产不但提出技术上可解决的问题，甚而把为了达成目标而合理性地使用工具当作模型，社会生活再生产作为这样的适应进程把更多问题包含在内。社会化的个人通过群体身份而维持他们的生活，群体身份不同于动物的群居性，必须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建立、分解和重新构建。社会化的个人只有在通过极端困难的个人之间的均衡才能促成他们和自然间的物质交换这个尺度上，才能通过适应自然环境的进程和再适应社会劳动系统来确保生存。生存下去的物质条件与最为内心、最为崇高的条件联系在一起，有机的均衡与分裂和联合之间断裂的平衡联系在一起，每一个“我”的身份都是在平衡中通过跟他人的交流中练习出来的。那些试图确证自我者的自我身份认同失败了的话，以及这些人之间相互对话没有成功达成交流的话，最终都会导致自我摧毁，最终自我摧毁也会作用到身体上。在个人领域，这种自我摧毁就是大家熟知的变态心理的困扰；但破碎的生命史反映着破碎的制度现实。我们既可以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又可以从弗洛伊德(Freud)的精神分析那里认识到总是—再次—重新—自我—认同(Immer-wieder-neu-sich-Identifizieren)这一劳累的进程：身份只能通过身份确认，也就是说只能通过身份的剥离才能确保。身份的问题同时就是交流的问题。交流使得在没有语言的唯一存在(Einssein)和没有语言的异化之间，在个体性的牺牲和抽象单独的东西的孤立性之间寻求幸运的平衡成为可能。这种迫近的身份丧失的经验和语言交流失灵的经验，在每个人生命史的危机中都不断重复出现；但这些经验并不比人类历史的集体经验更现实，这些集体经验是整个社会的主体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获得的。这种经验领域的问题，不能用技术上可用的信息回答，也就不能靠经验—分析的研究予以澄清。尽管如此，社会学还是从它发端的18世纪起，就首先尝试着讨论这些问题。因此社会学没法回避指向历史的阐释；并且很显然，它也不能避免采用交流的形式，在交流形式的范围内出现了如下问题：我指的是交流语境编织成的辩证法网络，个人在交流语境中，借助导航穿越物化的危险和丧失形态的危险，构建起易碎的人格。在意识的进化中，身份问题同时就是生存的问题和反思的问题。辩证法哲学就是从这个问题获得其出发点。

在某些实证主义者粗鄙的世界图景中，辩证法扮演着随时倾覆船只的水怪角色。对于另一些人而言，他们只是偶然地意识到，他们陷入辩证法的思维路径中，但辩证法也不过是用语言表达了这样的经验，即在按照传统的推论规则已经不允许思考的地方，我们仍然要思考且能思考。思考不会绊倒在辩证法里，因为它根本无视形式逻辑的规则，而是更加坚定地坚持辩证法——即便是在自我反思的层面上，而不是中断反思。我认为，严格经验科学的自我反思要求在面对实证主义的期待时要保持谦卑。它带着这样的洞见，即我们的理论不能简单地描述现实。另一方面，严格经验科学的自我反思并不因为定义就感到丧气，放弃解释那些根据划界就根本不应该存在的语境（经验科学的分析有充分理由就是以这些划界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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