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我们怀着目标讨论一个问题,想要理性地和没有强制地达成共识,我们就活动在包罗万象的合理性维度,在这个维度中,语言和行动,命题和立场都作为其中的元素形成概念。批判就已经是从一个元素到另一个元素的过渡。如果可以的话,我要说,批判是扮演着先验角色的经验事实,我们在执行批判的过程中领悟到这样的角色。从这样一个瞬间开始,批判当然被压抑和被遮蔽了,在这个瞬间,伴随着原先不曾表达出来就被应用的标准获得了定义,一个逻辑关系内在于语言的领域从活生生的反思中解放了出来。这种压抑反映在波普尔对黑格尔的批判中:“超越事实与标准的二元论,是黑格尔同一性哲学的关键目标——理念与现实的同一性,权利与权力的同一性。所有标准都是历史性的:它们是历史事实,理性发展的不同阶段,理性的发展跟理念和现实的发展是一样的。除了事实什么也没有;而有些社会事实和历史事实同时就是标准。”没有什么比这种被波普尔拿来跟逻辑实证主义洞见相对的形而上学实证主义距离黑格尔更加遥远的了,命题和事实关系属于不同的领域。黑格尔从来没有在历史事实的层面上把逻辑的东西跟经验的东西,效力的评价标准跟事实的语境,规范性的东西跟描述性的东西拉平;但他也没有关闭批判意识的经验,反思还是把已经分割好的元素组合在一起。批判从论据移动到立场,又从立场移动到论据,在这种运动中获得了包罗万象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可以这样说,天生地就在日常语言的自然阐释学中发挥着作用,但它又必须在科学中,在形式化的语言和客观化的经验这两个互相分离的元素之间,通过批判性的探讨重新建立起来。只有因为这种批判非演绎地将被选择的标准跟经验的事实关系联系起来,并且只有因为一个元素以另一个元素为度量,按照波普尔自己的预设无法持续的命题才是正确的:“……我们可以通过错误和批判学习;我们在标准的领域中跟在事实的领域中学得同样好。”
第五节 两项策略和一项讨论
阿尔伯特抓住一系列问题,展开论战又放弃了它们;我在这个序列中发现不了原则。我曾经为了给理解创造基础,试图澄清四个基本的误解,能够没有语言混乱地讨论更广泛的问题,诸如历史反思的角色,价值判断自由的假设或者意识形态批判应该处在的位置。现在,我想,不应该再误解我的意图。我想要反对实证主义,而证明以下观点的合理性,即由主体所组织实施的研究进程,因为有了认识这个动作,其本身就成了有待主体去认识的客观语境的一部分。
依靠社会生活进程构建自身的研究进程语境在这样一个维度中,这个维度既不属于事实的领域,也不属于理论的领域;它跟一种二元论在同一边,而这种二元论只有对于经验科学理论才有意义。在科学批判包罗万象的交往语境中,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一个元素同另一个元素联系在一起。如果用有些老套的语言,我会这样说:在这里可能认识的先验条件产生在经验条件之下。作为结果,无论是知识社会学,还是纯粹的方法论,都没有能力为这个反思阶段负责。只有人们曾经称之为意识形态批判的上述二者的结合。我不是很喜欢使用这个表达,因为我不想要把眼下的讨论扩展到任意的旨趣范围。我要处理的是那些为整个研究体系奠定基础的引导认知的旨趣。为了反对实证主义的不证自明性,我想要依靠技术的认知旨趣指明经验—分析科学的语境。但这跟如阿尔伯特提出的“告发”之类没有丝毫关系。总括来说,阿尔伯特错失了这样的事实,即我不是很在意对于经验—分析研究本身的批判:就仿佛我有心要耍弄理解的方法去反对解释的方法!相反,我却坚持认为尝试去描述老式方法争论的特色,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也就是说,这种尝试相当于从一开始就竖起了高墙,为不容侵犯的区域抵挡住特定类型的研究攻击。如果辩证法学者用这种方式使自己免疫,那他将是很坏的辩证法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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