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法大战分析哲学（五） (6-3)

波普尔在这个地方使用了阐释学的洞见，即在我们定义所有单独的表达和置入普遍的衡量尺度之前，我们就可以从上下文出发理解表达的意义。谁要是信任阐释学的工作，那么他当然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我们会在没有衡量尺度的情况下意图把握这类表达和命题的意义。更多的情况是，引导阐释的预先理解，包括波普尔对真理的阐释，总是已经不声不响地将标准涵盖在内了。证明这种标准的合理性不会被排除在外，毋宁说正是对定义的逃避允许了扩散的预先理解在解释眼前文本的过程中不断地自我修正。阐释把不断增长的对文本理解之光打回到衡量尺度上，借助这些尺度，文本才第一次被打开。解析文本的阐释学过程本身，除了产生最初置入的标准的适应性之外，还带来了对这些标准的合理性证明。这些标准和这些标准允许用于文本的描述，还处在一种辩证的关系中。相应真理的衡量尺度也一样。恰恰是衡量尺度的定义和评价标准的建立撕碎了让二者成为可能的标准和描述。恰恰是它们创造出演绎的语境，而这语境又排除了衡量尺度根据衡量好的事物交互修正的可能性。只有到这个时候，关于标准的批判性探讨才从它的用法上解放出来。即使在元理论层面，在批判的合理性证明从被使用的标准的客体层面中凸显出来之前，标准也已经被悄悄地使用了。

因此，波普尔通过唤起真理的相应概念，没有逃开处在描述性的、假设性的和批判性的表达之间的辩证法语境：即使那个真理的概念，允许标准跟事实如此严格地区分，无论我们怎么总是纯然不公开地以它为目标，它都是需要批判地证明其合理性的标准。无论是牵涉到建议(proposals)的设定还是判断(propositions)的设定，批判的探讨都包含语言的三种应用：描述性的，即为了描述事实关系的；假设性的，即为了确立操作规则的；和批判性的，即为了证明这类决定具有合理性的。语言的这些形式在逻辑上互为前提。因此，描述性的应用绝不会自我限定在“事实”的某个特定集合。假设性的应用扩展到所有种类的规范、标准、评价标准和定义的确立上，不管是有关于实践的、逻辑的还是方法论的规则。批判性的应用将论据用来估量、评价、判断对标准的选择，并证明其合理性；这种应用还跟讨论中超验语言的立场和态度相关。不解释论据与立场之间的语境，就没有关于现实的表达有能力作理性的检验。描述不能独立于与它同时使用的标准；而标准建立在立场基础上，立场需要作为支撑的论据证明其合理性，但同时，立场又没有能力靠已经确立的东西进行演绎。当立场在论据的影响下被改变了，那么一个这样的动机就会公开地将逻辑上不完善的强制跟经验的强制连接在一起。后面一种类型的唯一强制从反思的力量出发，它让人们产生意识从而打断无法透视的东西的势力。具有解放性的洞见将逻辑的强制转化为经验的。正是这个引导着批判；批判超越了事实与标准的二元论，并且因此产生了理性探讨的延续性，而延续在决定和演绎那里会直接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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