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纯粹理论的假象能够在现代经验科学的自我认识中持存。在从柏拉图(Plato)到黑格尔的经典哲学中,理论的立场被把握为建立无欲求的欲求之上的沉思。随着这一传统的演进,分析哲学的科学理论仍然坚持这一立场:无论研究进程历史地产生自何种生活语境,当考虑到经验科学表达的效力时,它应该从所有的生活关联中解放出来,并非不重要的是跟实践脱离,而希腊人对于真正的理论就是这样设想的。在经典的前提条件之上建立了这样一个先决条件,即价值中立的要求,它无论如何对于古代人来说都是陌生的。事实上,对于现代科学而言,假如一种与社会劳动系统相结合的语境(且这语境本身贯穿了理论最为内在的结构并规定了什么会是在经验上有效力的)受到指引走上了内在批判的道路,那么就危险了。
17世纪严格意义上的经验科学伴随着近代物理学诞生了,其诞生的历史情境对于经验科学的结构而言根本不是外在的;这情境要求从技术立场中汲取出理论的雏形和经验效力的意义。人们需要进一步从劳动者的视角和旨趣视野出发去研究和认识。直到这时,理论的角色和物质生活再生产的角色才在社会上严格地相互区分开,而通过必要分类的认识的垄断则变得不可争辩。现代市民社会通过劳动增殖为财富创立了合法性,只有在现代市民社会的框架中,科学才能从手工业的经验领域中获得推动力,研究才能逐渐地融入社会劳动的进程中。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及其同代人的力学撕碎了自然,其目光落在这样一种技术使用的形式上,亦即在近代工厂框架里发展出的同一种形式:它依赖于把手工劳动程序合理性地分解为若干基本工序,把自然事件机械地类比为工厂组织生产的劳动流程加以把握,也就是说用技术规则的需要来校正认识。认识在生活实践上跟劳动关联,产生于当时一种机械论世界图景的框架内,在所谓的工场手工业阶段的时代;自此以后,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就变成了普遍的形式,而且在科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式的不证自明状态中,变成了排他的承认。以上这两件事实当然都历史地跟现代市民社会另一种发展趋势有所关联。
交换关系在什么尺度上控制了劳动进程,并且在什么尺度上使得生产方式依赖于市场,那么在社会群体世界里构建起来的生活关联,人之于物、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就是在同样的尺度上撕裂了的。在物化的进程中,物在具体状况下对我们而言所是的东西,以及人在特定情境下对我们而言所意味着的东西,都被假设为一个自在(Ansich),然后它就可以作为一个“价值”附带的性质被赋予表面上中性化的对象。经验科学上客观化的东西的价值中立,就是这种物化的产物,同时也是从生活语境中抽象出来的价值本身。就像一方面人实际投入的劳动力和消费者可能的享用消失在交换价值中一样,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关联和引导认知的旨趣的多样性在对象上黯淡了光芒,这里所说的对象,是在剥下了主观化价值属性的皮肤之后还剩下的对象。旨趣排他的统治地位无意中越来越容易地得到贯彻,旨趣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纳入劳动进程中,作为开发进程的补充,并将它们转化为生产力。
这种针对掌握对象化进程的实践认知旨趣,只能让自身形式化到这种程度,即它只能作为实践认知旨趣的一种,隐藏在经验科学的认知命题中。相互孤立的量可以按照规则预测的行动与抽象的介入措施之间的关系从社会劳动的行动语境中脱离,从而变得只同关系本身相关。但我们甚至不能在规定汇聚而成的法典里辨认出技术规则需求的相关性,正是这种相关性剥夺了介入与反应之间的工具性关系针对实践目标的有用性所具有技术上的意义。研究进程面对它自身,最终只想要处理协变量之间的功能语境,处理自然法则,着眼于自然法则,我们自发的精力局限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不带旨趣地,完全避开生活实践地,也就是说以理论的立场去“认知”自然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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