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法大战分析哲学（三） (5-1)

以实用主义形态展演的行为的稳定性遭到干扰，被迫出现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确信”的修正，而“确信”现在可以被表述为设定，并归入一种测试。测试的条件原则上跟不成问题的确信值得信仰的条件相仿：即行动着的人取得主要成功的条件，他们通过社会工作维持他们的生活，并使其变得轻松点。因此在上述例子中，基本命题的经验效力，法则假设的充分性和经验科学理论整体，都跟某种行动成功的标准发生关联，行动成功从一开始就展现在劳动着的人群主体间的语境中，它展现出它是社会的。这里建立起一种阐释学的预先理解，它对分析哲学的科学理论保持沉默，才使得在设定基本命题时使用规则成为可能。只有当我们将研究程序把握为社会制度化行动的综合进程中一个部分时，通过这个综合进程，社会群体才能维持他们从本性上来说就很棘手的生活，只有这时，所谓的基本问题才冒出来。因为现在基本命题不再只从单独观察中引出经验效力，而是让单独感觉预先融入由不成问题的确信所组成的领域，让它们在经过证明的确信组成的更为广阔的地面上，从融入中引出经验效力；这一切发生在实验的条件下，而实验条件本身则模仿在社会劳动系统中朴素建构的对行动成功的控制。当经过实验检验的法则假设的经验效力从劳动进程的语境中产生，严格经验科学的认识就失败了，同一种生活联系要被解释为劳动的行动类型，对自然具体的掌握。

在技术上建议如何对给定的目标进行合理化的手段选择，从科学理论的观点看，并不能推出它是可持续的，甚至是偶然的：科学理论更多地从一开始给出的信息起就是按照在劳动进程中使用物质的方式，进行技术使用的规则。波普尔的关于接受还是拒绝基本命题的“决定”同样是出于阐释学的预先理解，这一预先理解引导了社会劳动系统的自我调节：参与到劳动进程的人关于某项技术规则成功还是失败的标准必须达成一致。在特定任务中，一项规则可以证明自己成功或者失败；规则在任务上决定自己的效力，而一方面任务总是拥有社会的约束力。如果说对成功还是失败的判定应该在主体间有效，那么技术规则对成功的控制就要以任务为衡量，任务是由社会劳动系统设定的，也就是说是具有社会约束力的，还要以规范为衡量，人们必须对规范的意义达成共识。绑定在分析—经验规定上的研究进程不能躲回到生活关联之后，它总是被阐释学地提前设定好。

在法庭程序中，基本命题的经验效力总是率先以社会定义的行动预期的意义为度量；而在研究进程中，则以社会定义的性能成功的意义为度量。在两种情况下，要处理的都是社会设定的规范系统，但二者也有影响重大的区别。在巨大的历史变迁范围之内，劳动的意义显得相对恒定，同时，伴随着时代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不仅法律系统以及生产方式发生着改变，法律本身的意义也在发生改变——对于其他社会规范来说也是同样的。对于将客观化进程改造得可以使用的实践旨趣，很显然要超过其他所有生活实践的旨趣：在自然条件的强迫下，通过社会劳动维系生存的旨趣看起来在人类这个物种迄今的发展阶段中始终都是恒定的。因此，就俗世历史与文化门槛的技术使用的意义达成共识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困难；经验科学表达的主体间的效力，是以这种预先理解的标准为基准的，于是得以确保。的确，表达的这类高阶的主体间性反作用于这样的结果，作为基础的旨趣，其存续要归功于其相对于历史和环境保持中性的稳定性，而这旨趣本身同样被人遗忘了。变得不言自明的旨趣退回到背景中，不再成为主题，于是它一旦在方法上投入认知的开端，就主观地从参加研究进程的人的意识里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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