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法大战分析哲学（三） (5-3)

严格认知的排他性要求就是为了唯一的一个旨趣，剥夺其他所有引导认知的旨趣，而认知甚至从来没有一次意识到这唯一的旨趣。

价值中立的假设承认，分析—经验的程序不能确认生活关联，虽然分析—经验程序是在生活关联中保持客观的。我们在固定于日常语言中的生活关联，在社会规范中舞动的生活关联内部感受和判断物和人，我们着眼于某个特殊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描述性的内涵和规范性的内涵就生活于其中的主体和被感受到的客体本身无差别地表达出同样多的东西：“价值”辩证地在两者间关系中构建自身。但一旦“价值”被还原为表面上中性化的物的一种独立性质，无论是客观化为理想的对象，还是主观化为反应形式，那么生活世界的范畴不但没有被打开，反而会被隐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这些范畴才获得了控制理论的力量，理论成了实践的牺牲品，因为它在自主的表象下嘲笑着实际上不可摆脱的语境。在语境之内，如果不去同时反思视点，在这视点之下的对象根据其内在的要求产生某种效力，那么就将没有任何理论能够对它的对象形成概念：而所谓某种效力，就是“人们事后作为价值认可的东西，它不是外在地与事物发生关系……而是内在于事物之中的”。

在经典意义上，价值中立跟理论立场没有丝毫关系；相反，理论立场是跟表达效力的客观性相符合的，这种客观性是通过限制在技术性的认知旨趣上成为可能的——并且是由此交换而来的。这种限制并不扬弃将研究进程跟生活实践的动机进行规范性连接的做法；它甚至不经过讨论就从各种不同的动机中挑出某个特定动机置于统治地位。正是一种自我隐藏的技术认知旨趣覆盖了对某个情境的被遮蔽的、在一定程度上有些独断论式的整体理解的投入，就连那个从事严格经验科学的社会学家，在对于整体的理解根据假设的普遍有效性要求，从他手上溜走，因而融入形式化的初级阶段趋势之前，他也悄悄地把两者看作同一个东西。如果跟情境相联系的经验必然进入经验—分析科学的趋势中，如果引导认知的旨趣可以被单纯地形式化，但又不会被悬置起来，那么这些旨趣就必须被置于控制之下，作为从整体社会语境中出来的客观旨趣而被批判，或者被合法化——除非人们想要在分析—经验程序的门槛上阻止合理化。

当辩证法在这里不是意指别的，而只是指这样一种尝试，即在每一个瞬间都将分析当作被分析的社会进程的一个部分，并且当作这个进程的可能的、批判的自我意识来形成概念，这时，关于这类旨趣的反思被迫导向辩证式的思维——但这也意味着，要避免将辩证式的思维置于那些分析工具和被分析的数据之间外在的、纯属偶然的关系之下，而这种关系又可以被置于针对对象的和对象化进程的技术使用的关系之下。只有这样，社会科学才能消灭在实践上产生诸多后果的幻象，就仿佛人们有可能在历史中完成对社会领域的科学控制，借助（科学所催生的）控制一切的技术力量，成功地从自然的宰制之下解放出来，就好像人们在面对自然时已经有能力用同样的方式实现这一目的一样。



一场论战：反对被实证主义割裂的理性主义(1964)

汉斯·阿尔伯特(Hans Albert)致力于批判一篇关于分析哲学的科学理论和辩证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我记录了在德国社会学学会图宾根工作会议上爆发的卡尔·R.波普尔和西奥多·W.阿多诺之间的论争。直到现在还在使用的交替耸肩的策略不是那么富有成效。因此，无论这次论战的形式如何成问题，我都欢迎它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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