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法大战分析哲学（四） (5-5)

怀特作出的尝试是波普尔放弃的：研究非演绎形式论据系统的逻辑关系。他指明，方法论的决定就是类似道德的决定。并且因此，方法论的决定只有在这样一种类型的讨论中才能被正当地合理化，这种类型的讨论早在古老的论题篇和修辞学中已经为人所熟知了。事实上，无论是传统主义的意涵，还是自然主义的意涵，都没有正确看待对于方法论规则的选择。

批判的论据系统，通过超越命题组成的逻辑语境的维度，以及纳入超出语言的要素，就与演绎的论据系统产生区分：立场。要在立场和表达之间保持隐含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不能从表达中演绎出立场，也不能反过来从立场中演绎出表达。对某个操作方式的赞同和对某项规则的设定借助论据是站住了脚还是被削弱，都要理性地去权衡和判断。这正是批判的任务，既要考虑到实践的决定，又要考虑到元理论的决定。因为用于支撑或者削弱的论据并不与表达出如何使用标准的命题发生严格的逻辑联系，而只是与一种合理性的驱动发生联系，所以元理论的探讨也可以包含经验的表达。但是论据和立场之间的关系并不因此就变成经验的。我们可以像在费斯廷格(Festinger)关于立场改变的实验中那样把握这种关系，但那样的话，论据系统就被还原到可以观察的语言行为的层面上，而且汇入动机的合理性效力的元素也会被滥用。

波普尔并不认为立场的合理化要被排除在外。要想试探着证明决定的合理性，这种形式的论据系统是唯一可能的。但因为这种形式从来都不是决定性的，他把它与演绎的证明方式比较之后，认定它是不科学的。比起它来，他更喜欢描述性知识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通过理论的演绎语境和事实的经验强制得以保证。即使单就表达和这种特定类型的经验的共同作用而言，也预设了标准，需要合理性证明的标准。波普尔通过在使用他的批判方法之前坚持认为决定有非理性的一面，以此避免指责。非理性的立场随时准备着在经验和论据的基础上决定理论的设定。而它本身则既不需要通过论据也不需要通过经验论证。它的确不需要在某个演绎的证据的意义上证明其合理性，但它要以某个作为支撑的论据体系的形式证明其合理性。是啊，波普尔彻底地利用了它。他从特定的哲学传统出发解释批判的立场；他分析了科学批判的经验前提和结果；他在政治公共领域的给定结构中研究了其功能。是的，他的方法论整体就是批判地证明批判本身的合理性。或许，要非演绎地证明逻辑极权主义的合理性不能令人满意。但科学的批判，既要超出内在批判，又要检验方法论的决定，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合理性证明形式。

波普尔把批判的立场称为对理性的信仰。因此理性主义的问题并不是在知识与信仰之间作选择，而是在两种信仰类型之间作选择。但——他是这样补充的——新的问题出现了：到底哪种信仰是正确的，而哪种又是错误的。他没有完全拒绝非演绎的合理性证明方式，但他相信，当他放弃批判的合理性证明方式时，也就避免了前面那种方式把逻辑关系和经验关系纠缠在一起的问题——就好像魔鬼不是已经藏在批判本身之中。

阿尔伯特要我担起给这个论证问题提供证明的重担；看起来他好像是这样想的，对他而言只要理性主义避开了自我论证，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他公然地仰赖着威廉·巴特利(William W.Bartley)，巴特利曾经试图有理有据地证实有可能避开自我论证。然而在我看来，这种尝试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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