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阿尔伯特的意思,我所犯下的第三个错误,是关于方法论的表达和经验的表达之间的关系。他指控我采用了特别肤浅的实证主义,因为我没有在方法论语境中避免使用经验论据,且我令人难以忍受地将研究的逻辑跟知识社会学混淆了。摩尔(Moore)和胡塞尔从不同的方面出发,完成了对逻辑研究和心理研究的严格区分,并由此重新确立了康德的古老洞见。在他们之后,即使是实证主义者们也放弃了他们的自然主义。在进步的印象下,在形式逻辑领域进步已经实现,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把命题和事实关系的二元论当作他们语言分析的基础。从那时起,生成(Genesis)的问题就不再幼稚地和这类效力的问题混为一谈了。阿尔伯特还想让人们注意那些细枝末节;也因此,他又一次地没有触及我提出的问题。因为我感兴趣的是有特色的事实关系,先撇开那清楚的区别不谈,正是在经验科学的方法论中,以及在科学批判的维度中,在形式表达和经验表达之间产生了不可演绎的关系。正是在经验科学的真理应当树立起来的领域,科学的逻辑对经验的东西施加了影响。因为即使在波普尔的意义上,批判也不能被整合进形式科学的定理化的形式中。批判是对设定的毫无保留的讨论。它要利用所有可以使用的反对技巧。其中一种技巧是把假设跟系统观察的结果对立起来。但测试结果要汇入批判探讨中,它们不构成批判。批判不是检验的方法,批判作为讨论就是检验本身。另一方面,理论的效力在其中被批判地决定的维度,并不是理论本身的维度。因为不光是命题及其逻辑关系进入批判中,还有经验的立场,这些立场在论据的帮助下被影响了。阿尔伯特当然可以借助假设来排除这一点,即我们能够注意到有这样的语境,既不仅仅是逻辑的,又不仅仅是经验的。这样,他将尽可能地避免的讨论,正是我为了澄清问题引出的讨论,即是否能够证明为了元理论探讨的领域所作的这类假定的合理性。看起来,这里更有理由坚持重温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黑格尔用他同时代批判逻辑—方法论领域跟经验领域割裂的形式,批判了康德将先验领域跟经验领域的割裂。在这两个例子中,批判都绝非忽视了所谓的区别,毋宁说批判就是从区别出发的。
反思波普尔所做过的事情,使我们意识到元理论探讨富有特色的形式,意识到这种探讨能够超出语言分析多远。一方面,波普尔进行着对给定理论的内在批判,为此,他运用了对逻辑强制推导程序的系统比较;另一方面,他发展了另一种选择的解决方案,他提出自己的概念系统作为建议并且尝试,用论据支撑这样的概念系统。在这个例子中,他不能够把自己限制在对演绎的语境作事后检验上。他的阐释追求的毋宁是这样的目标,即批判地改变陈旧的立场,把新的评判标准搞清楚,并且使新的规范性视点被接受。这以一种论证的阐释学形式发生,而这种论证避开了演绎的表达系统那种僵硬的独白。它对于批判的探讨而言可以说是典范。这反映在每次在可能的分析调查技术之间,在许多的理论取向之间,在不同的对基本谓语的定义之间作选择的时候,这反映在对语言学框架作决定的时候,在语言学框架之内,我表达出给定的问题,并且用恰当的形式表述出这个问题假设性的解答。选择标准,以及尝试用适合的论据支撑这样的选择,都在不断地重复发生。莫顿·怀特(Morton White)已经指出,元理论的探讨即使在最高阶段也始终跟论据的这种形式联系在一起。即使有范畴存在与非范畴存在的区分,分析表达与综合表达的区分,描述性内容与规范性内容的区分,逻辑规则与经验合法则性的区分,受控制的观察与道德经验的区分——即使有这些作为严格经验科学之基础的基本区分,也绝不能回避这样的讨论;这些区分预设了评判标准,评判标准不是从事情本身产生的;这些区分也预设了可以批判的衡量尺度,衡量尺度无法通过论据予以严格证明,但能够由论据支撑或者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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