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法大战分析哲学（二） (6-1)

假如我们指望在如下意义上让分散且孤立的技术为计划好的政治实践提供帮助，即在曼海姆(Mannheim)想要使用这些技术来重新组织社会的意义上，或者在波普尔想要使用这些技术来实现历史中的意义这种意义上，那么即使按照实证主义的标准，整体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整体分析将从历史语境出发，展开将社会整体当作主体，并将行动归属于社会整体之下的行动视野。只有在这样的视野中，我们才能认识在实践上有意义的目标—手段关系和可能的社会技术。按照波普尔的说法，为了达到启发人们的目的，也可以对伟大的历史发展作普遍阐释。但这些阐释不能推导出可以在严格意义上被经验检验的理论，因为引导人们把阐释的目光投向参考当前相关问题的视角，恰好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如何选择用于论证的事实。但我们怀着期待让这样的阐释像探照灯一样射进我们的过去，用它反射的光线照亮过去的一些相关片段，我们才能在实践的视角下辨认出部分的关系。社会技术本身建立在普遍的合法则性基础之上，这些普遍的合法则性相对于历史发展而言是中性的。然而，社会技术又是在富有启发性成果的历史整体观框架中逐渐成形的，历史整体观在上面一个实例中是被任意选择的。我们运用社会技术于其中的社会语境，如此固执地坚守在实然的存在(Sein)的维度上，而完全不管应然(Sollen)的维度。正如反过来，我们阐释的着眼点和实践的规划如此固执地坚守在应然的维度上，而完全不管存在的维度。科学之于实践的关系，正如理论之于历史的关系，都建立在事实与决定严格区分的基础上：历史跟自然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但我们可以借助决断之力赋予其一定的意义，并且充满活力地一次次尝试，在科学的社会技术帮助下，把意义贯彻到历史中。

相反地，辩证的社会理论则必须要指出实践问题跟完成技术任务之间深刻的不一致。更不要说关于意义的实现，无论某种物化程序的操纵多么地有技巧，意义都要远远地超出这种操纵对于自然的掌控。意义将把社会生活语境的结构当作整体来对待，也就是说它将要求解放这个语境。真正的矛盾从这种整体性以及它的历史运动本身中产生，相应的诠释也从这里引发，这些诠释引导人们将社会技术运用到某些表面上是自由选择的目标上。只有当我们的历史学整体分析的实践观点，亦即只有当那些波普尔大方承认的“普遍阐释”的主导性视点，能够避免纯粹的任意，并且这些观点、视点能够各自通过客观的语境辩证地合法化，只有在这样的尺度上，我们才可能期待在实践的行动中有科学的导向。我们只能让历史处于这样的关系中，在此关系中历史作为可操作的历史与我们相遇。就此而言，它是批判性社会科学的优点，但也是其义务，即批判性社会学要让它的对象来确定它的问题：“假如人们极端地把科学内在的问题跟它真正的问题分离开（这些真正的问题只是微弱地反映在其外在的形式中），那么人们或许会迷信科学。”阿多诺的这句话是在辩证地回答分析哲学的科学理论假定——引导认知的旨趣将要受到毫不留情地检验，以确定这些旨趣到底是科学内在驱动的，还是仅仅由生活实践激发出来的。

如此，对于科学与实践之间关系的讨论必然会导致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社会科学的两种类型的自我理解相互区分开了。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历史和理论研究的所谓的价值中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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