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B患有肺炎,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或其他并发症,但他拒绝接受治疗。这就产生了一个伦理问题。医生应该怎么做?医生应该开出青霉素并强迫病人接受治疗,还是应该拒绝治疗并尊重病人的选择?医生不能仅仅通过从任何系统的理论中进行推导来解决这个伦理问题,无论是从一个新的设计良好的哲学理论还是从一个历史理论。伦理问题是一个关于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任何特定的哲学体系的设计者,无论是当代的还是历史的,在他或她设计这个体系的时候都无法预测,因为人类的行动在病人和医生方面都是不确定的和不确定的。
正如波普尔在上文中所论述的,人类的个体行动或反应永远无法被确定地预测。因此,未来是无法预测的。在第二个例子中,医生不应该从任何现有的理论中寻找答案。相反,他或她应该问B,为什么他或她决定拒绝治疗。病人B拒绝服用青霉素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1、患者B可能告诉医生,他或她已经处于骨癌晚期,疼痛难忍——肺炎是“老年人的朋友”,因为它使老年人的死亡痛苦更少,即使它导致B提前死亡;
2、患者B可能会告诉医生,她或他的一个朋友因注射青霉素而死亡,所以他或她对现有的青霉素质量没有信心,所以犹豫不决。基于这些理由,B可能暂时拒绝服用青霉素;
3、患者B可能会告诉医生,他或她听说结核分枝杆菌通过基因突变产生了一种新的变体,这种变体对青霉素有抵抗力;
4、病人B可能告诉医生他或她有被注射的恐惧症。
B也可能有其他理由拒绝服用青霉素。另外,病人B可能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他或她可能时不时地从一种选择转换到另一种选择。
作为一个人,治疗B的医生D可能有不同的信仰体系,他或她可能来自不同的文化:
D可能是一个医疗家长主义者,坚持认为临床决定应该由医生而不是病人或其他任何人做出;
D可能是来自中国儒家思想的信徒,他认为在临床上,医生必须把效益原则放在首位,并承担起为病人造福的责任,即:尽管病人拒绝,但要治疗她或疾病,恢复健康,并尽可能延长她或他的生命;
D可能是康德哲学的信徒,认为医生必须优先考虑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原则,遵循病人的决定,即使它是不理性的或不知情的。
这些情景表明,普遍的哲学体系的设计者无法预测所有人类的各种不确定性和不确定的想法和行为,所以该系统无法提供对未来伦理问题的解决方案。
当面对来自病人和医生偏好的这种变数时,医生面临着道德困境:允许病人B在没有青霉素治疗的情况下死于肺炎,遵守尊重病人自主权的伦理原则;或允许病人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徘徊,遵守效益的伦理原则(治疗疾病,恢复健康,避免过早死亡)。医生面临着相互冲突的义务。他或她的义务之一是“为病人提供利益”(beneficence);另一个是“尊重病人的人格”(autonomy)。当这两项义务不能同时履行时,医生就陷入了道德困境。
医生应该如何摆脱这种两难境地?当我们处理这种道德困境时,我们发现两件事:
首先,我们发现这些案例呈现出不同的价值,我们必须加以权衡。在上面的案例中,一个价值是病人B的偏好或自主权,另一个价值是病人B的生命在一定时间内被延长了。
我们可以将上述道德困境表述如下(P=医生,M和N=临床决定的选择)。
(1) P应该做M;
(2) P应该做N;
(3) P不能同时做M和N;
(4) 如果M凌驾于N之上,P应该做出做M的决定;
(5) 如果N凌驾于M之上,P应该做出做N的决定;
(6) 但如果M没有凌驾于N之上,而N由于不确定和无知而没有凌驾于M之上,现在P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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