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囯的哲学中的两个教条的批判（二） (5-4)

在上述公式中，医学界和公众普遍认为，医生有义务使病人受益（M），同时尊重病人的自主权（N）。但在(3)中，M和N发生了冲突，P陷入了道德困境，他必须权衡在M和N之间哪项义务应该被优先考虑。在(4)中，P判断M凌驾于N之上，做出了做M的决定。在(5)中，经过权衡，P判断N凌驾于M之上，P做出了做N的决定。但是决定必须在个案的基础上做出。假设P生活在一个多元的文化背景下，M是否凌驾于N之上只能通过个案分析来决定，而P自己的价值体系在临床决策中会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这正是中国的情况，在中国，儒家思想（效益应高于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和康德主义（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应高于效益）在医学界和公众中都很有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像P这样的医生应该权衡不同方案的结果。哪种方案会给B带来更少的伤害和更多的利益，而不是从一些哲学家设计的哲学体系中推导出来的，这些哲学家无法预测病人（如B）和医生（如P）方面的所有可能的变量。我们的上述论证表明，预先设计好的普遍的哲学理论体系是徒劳的。P的适当决定不能从系统中推导出来。相反，P必须在他或她自己的环境中权衡价值。

可能有一个反驳说，如果我们设计一个康德式体系，上述情况可以通过优先考虑病人（B）的自主权来解决。然而，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人的生命被赋予比人的自主权更多的权重。此外，病人（或家属）做出的决定可能是出于非理性或无知。在这些情况下，行政当局可以下令进行治疗。在这种成功的强制治疗后，病人或家属总是对医生的救命之恩表示非常感谢。在抗击COVID-19的努力中，中国是世界上对该流行病控制最有效的国家之一。原因之一是没有人拒绝戴口罩，也没有人提出“不戴口罩，要自由”的口号。人们观察到社会的距离感，并接受疫苗接种。中国人相信，只有当人活着的时候，自由才会存在。所以康德式体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然而，儒家体系也行不通，因为在中国的多元化背景下，有很多群体不赞成儒家思想，相反，他们更喜欢个人的自主权或自决权。只有以病人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决定才可能被病人和医生接受。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是病人的最大利益也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双方都需要权衡具体情况，并相互沟通以达成一致。

预先设计的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是徒劳的。

我们希望提出最后两点：第一、在诊所或流行病期间，情况变化很快。在这样的条件下，哲学家们不可能预测这些变化所引起的所有可能的问题，并提前制定规则，通过预先设计好的哲学理论体系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二、当我们做出道德判断时，我们必须了解事实，特别是引起新的伦理问题或道德困境的事实。以COVID-19的大流行为例，当许多人感染了****，其中一些人死亡时，我们需要知道****是什么，它引起了哪些医疗状况，如何治疗这些状况，以及如何预防或控制疫情。这场大流行引发了科学、技术、医疗实践中的哲学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能求助于****大流行之前设计的任何哲学理论，无论是当代的还是历史的。相反，我们必须研究在现实世界中实际发生的事情。

3 结论

结论是：预先设计的哲学理论体系，旨在解决所有现在和未来的问题是徒劳的。

References：

[1] Chen, Bo. 2010. “Facing Philosophical Problems and Participating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Construction.” Academic Journal of Jinyang 4.

[2] Han, Donghui. 2015. 「哲学就是哲学史」这句话最早是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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